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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蹲着的翟叔腾地站起来，满脸通红，浑身战抖，他看着张阿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垂着的一双手乍开又合上，几番反复，好像有那么多话想说却无从说起，终于一跺脚走了出去。

    儿子翟老板看看张阿姨，又回头看袁姐，又向外看看，终于表现出来一点点对钱和他自己的生意之外的担心：“我，我去看看，我看看我爸又要干啥… …”

    张阿姨去把窗子大打开，告诉他：“去吧，去吧，你也该去看看了，忙得跟你有十个爹要照看似的 … …”

    三天之后，那个关于翟叔家的谜团终于解开了——他把邻居家改装拆下来的坐便放在阳台上当花盆用来着，里面是他从小区花坛里挖出来的一大棵龟背竹——养在坐便里的龟背竹被人搬出来，让山水佳园的邻居们啧啧称奇，人们同时也在庆幸一件事情：翟叔终于打开家门，让人打扫房间了。

    这事情之后，袁姐专门请我和胡世奇两人吃了一顿饭。她讲起来她从小就弄明白的一件事：她出身在辽东海岛，爸爸是渔民，他出海打鱼的时候，袁姐就跟着妈妈在家里捕渔网，渔网被支在吊在两根高高的竿子上，看上去格式简单的渔网实则补起来必须遵循固定的线路和手法，不能绕错一个绳结的方向，不能马虎一个网眼的大小，否则补错的渔网下了水，在海水的压力下，绳结会松动，小洞变成大洞，什么玩意都逮不着。

    “我们在社区里面做基层群众工作就跟补渔网一样，要讲原则，要按纪律和程序解决，千万不能以为自己的工作可以走捷径，可以想办法弯道超车，否则小事儿就会变成大事儿，大事儿可能失控。”袁姐给我们两个人各盛了一碗糖水草莓，慢慢说道。

    胡世奇沉吟良久：“袁姐我懂了。”

    袁姐拍拍他手臂，见他明白了便不再往下深说，她接着问我：“洋洋呀，给孙家要维修基金的事情你忙得怎么样了？”

    我手里

    拿着一块儿鸡叉，骨头岔向两个方向，我要怎么回答袁姐呢？

    跟胡世奇一样，我的选择中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一个捷径，我可以用小汪警官给孙莹莹家垫付的钱当做是我要来的维修基金，而且这钱我有两份，另一份是徐宏泽给的：那天晚上他把钱给我打到微信上来，又打电话告诉我给孙家修房子的两万块费用由他的项目组来出，我什么时候能开到工作关系的证明信了再补给他也行，不着急。徐宏泽的这个举动让我心里一热，发觉这个人也不想我原来印象中的那么冷，那么硬，还有点人情味儿。我当时从床上坐起来，马上就收了钱，跟他道谢，心里面完全没有任何障碍：我这是给社区里的居民办事儿，只要能把他们家房子抓紧修上就行，程序是否正常并不重要。

    可是翟大爷家闹的那一番让我看到了教训，袁姐说的对，办事情就跟修补渔网一样，从过程到结果都不能有一点的差池，我这一次用了小汪警官和徐宏泽的钱给孙家修了房子，以后再有别的居民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