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文帝代周 (第2/6页)

班固以齐桓公为中人，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谓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选宫官以匡弼之。运之言，亦不过如宇文孝伯耳。然则始终力言大子之不善者，王轨一人而已。《宣帝纪》云：帝惮高祖威严，矫情修饰，以是过恶遂不外闻，与孝伯大子比惧天威，更无罪失之说合，则宣帝在武帝世，实无大过恶。宣帝为武帝长子，次汉王赞，次秦王贽，《轨传》云武帝以汉王不才，故不能用其说，而《隋书·郑译传》，谓轨欲立秦王，其说亦隐相符合，然则轨之力毁大子，又恶知其意果何在邪？《译传》云：轨每劝帝废大子而立秦王，由是大子恒不自安。其后诏大子西征吐谷浑，大子乃阴谓译曰：“秦王上爱子也，乌丸轨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毋扶苏之事乎？”译曰：“愿殿下勉著仁孝，毋失子道而已，勿为佗虑。”大子然之。既破贼，译以功最，赐爵开国子，邑三百户。后坐亵狎皇大子，帝大怒，除名为民。大子复召之，译戏狎如初。因言于大子曰：“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大子悦而益昵之。夫译以功最受赏，则谓军中之事，皆由轨及宇文孝伯者为不仇矣。何时得据天下之言，又何其与勉著仁孝之语，大不相类也？）而齐王宪，自武帝之世，即专征伐，见猜疑，（参看第十四章第五节。《宪传》云：宪自以威名日重，潜思屏退。及高祖欲亲征北蕃，乃辞以疾。高祖变色曰：“汝若惮行，谁为吾使？”宪惧曰：“臣陪奉銮舆，诚为本愿，但身婴疹疾，不堪领兵。”帝许之。果宪欲屏退，抑帝不欲其领兵，亦不可知也。）其不能见容于宣帝，自更不待言矣。帝即位未逾月，即杀宪。（《宪传》云：高祖未葬，诸王在内治服，司卫长孙览总兵辅政，而诸王有异志，奏令开府于智察其动静。及高祖山陵还，诸王归第，帝又命智就宅候宪。因是告宪有谋。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诏宪：晚共诸王俱至殿门。宪独被引进。帝先伏壮士于别室，执而缢之。宪六子：贵，先宪卒。质、、贡、乾禧、乾洽，并与宪俱被诛。《孝伯传》云：帝忌齐王宪，意欲除之，谓孝伯曰：“公能为朕图齐王，当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头曰：“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栋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顺旨曲从，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也。”帝不怿。因渐疏之。乃与于智、王端、郑译等密图其事。后令智告宪谋逆，遣孝伯召宪入，遂诛之。孝伯既不肯害宪矣，何以召宪时必遣孝伯？孝伯又何以肯承命召宪？岂真全不知帝之将杀之邪？）明年，（宣帝大成元年。及传位，改元大象。陈宣帝大建十一年。）二月，又杀王轨。神举时为并州总管，使人鸩诸马邑。又赐宇文孝伯死。尉迟运求外出，为秦州总管，亦以忧死。（《孝伯传》曰：帝诛轨，尉迟运惧，私谓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祸，为之奈何？”孝伯对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为人臣子，知欲何之？且委质事人，本徇名义，谏而不入，将焉逃死？足下若为身计，宜且远之。”于是各行其志。运出为秦州总管。《运传》云：运至州，犹惧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忧薨于州。）

    宣帝，史以为无道之主，然其人初非大恶，特武帝束之大严，（《纪》云：帝之在东宫也，高祖虑其不堪承嗣，遇之甚严。朝见进止，与诸臣无异。虽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许至东宫。帝每有过，辄加棰朴。尝谓之曰：“古来大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邪？”于是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每月奏闻。此等如束湿薪之教往往一纵弛即不可收拾。）而实未亲正人，又年少无学识，其举动遂多可笑耳。（《纪》言其每对臣下，自称为天。以五色土涂所御天德殿，各随方色。又于后宫与皇后等列坐，用宗庙礼器罇彝珪瓒之属以饮食。此等皆孩穉所为耳。）史所谓侈君者，亦有二科：其一惟务行乐，他无所知。一则颇欲有所兴作，釐正制度。然生长深宫，不知世务。所兴所革，皆徒眩耳目，不切实际。非惟无益，反致劳民伤财。二者之诒害或惟均，然原其本心，固不可同日而语。汉武帝即属于后一类，（参看《秦汉史》第五章第二节。）周宣帝亦其伦也。《本纪》言帝于国典朝仪，率情变改；（又云：后宫位号，莫能详录，可见其所改之多。变改必不能专于后宫，史不能详记耳。）又言其每召侍臣论议，惟欲兴造变革；（又云：未尝言及治政，盖意在创制立法，而不重目前之务也。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与公卿旦夕论议，不省狱讼，亦系此等见解。此等人往往阔于事情，然谓其规模不弘远，不可得也。）即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