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 (第5/5页)

，富乡的户口增添，垦地也多辟了。但那一乡的税额也已硬性规定下，于是分摊得比较更轻了。照此情形，势必形成全国各地的田租额轻重不等，大相悬殊，而随着使各地的经济情况，走上穷苦的更穷苦，富裕的愈富裕。这是唐代两税制度严重影响到此后中国各地经济升降到达一种极悬殊的情形之所在。虽说此后的两税制，曾不断有三年一定租额等诏令，但大体来说，自唐代两税制创始，中国全国各地，遂不再有田租额一律平等的现象，则是极显著的事实！

    李曜知道，唐代两税制，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因此农民必得拿米粮卖出，换了钱来纳税。如此则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农民损失很大。再举一实例，据当时的陆贽说：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百文。往输其一，今过于二。又据四十年后的李翱说：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两百，税户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今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二匹。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耶？假今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比建中之初，为加三倍。这一项田租改征货币的手续，也从两税制起直延续到现在。

    而最主要的是，则是朝廷为这财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续之方便起见，而牺牲了历史上传统相沿的一项经济理想，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自两税制推行，朝廷便一任民间农田之自由转移，失却为民制产的精神。结果自然会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奖励了地主的剥削。

    总之，这一制度之变更，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古今之变的一个至大项目。两税制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之上半段，而以后也就只能沿着这个制度稍事修改，继续运用下去。这虽不能说是历史上之必然趋势，然而也实在有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而始形成此一大变动。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都是在农村，而并不在都市，哪怕城市化非常高的宋朝，如果没有农村基础，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先秦时代的封建贵族，唐以前的大家门第，到中唐以后逐渐又在变。变到既没有封建，有没有门第，而城市工商资本，在中国历史传统上，又始终不使它成为主要的文化命脉。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而获得其营养。若使中唐以后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这一点，也足说明何以中唐以下之两税制度能一直推行到清末。

    但这其中既然有这些弊端，要改革当然也就是从这些弊端开始，只是李克恭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决心？李曜感觉……不像。

    第029章 潞州惊变

    李曜想到此处，心中无奈地自嘲：“别说你只问搞定一个区区潞州该怎么办，就算你问怎么把大唐起死回生，哥也可以给你大侃特侃说个三天三夜——当然，哥是不担责任的……问题是你李克恭同志不像那么有气势的人，有些建议，哥说了你也不明白其中道理，指不定一听之下就决定把哥的人头砍下当夜壶，那须不是耍的！”

    李曜于是便垂下眼帘，轻声道：“两税之法，有利有弊，其中缘由，天下贤者俱知，然则至今不能改之，何以？愚以为不过‘入不敷出’一词而已。”

    李克恭“哦”了一声，小眼睛看着李曜，似乎等他继续说起。

    李曜便道：“所谓入不敷出，便是说朝廷与郡县各级征收赋税，然则依旧供应不足，因此只能频繁地加税、加徭……如此百姓不能负担，只好逃亡。由于税制固定，逃亡越多，余者便更不能负担，只好也跟着逃亡。有百姓，便有一切；无百姓，便无一切。倘使天下人皆逃亡他处，大唐焉能续存？”

    李克恭摸了摸胡子，眨巴了一下小眼睛，问：“原是此意？然则如何才有百姓？才多百姓？”

    李曜答道：“百姓所求，无非安居乐业是也。欲安居，则需休养生息，尽量消弭兵事；欲乐业，则其言甚广，非是三言两语可以理清。”

    李克恭听说关键在于不打仗，顿时就知道这事办不了，当下哈哈一笑：“既然如此，今日便暂且不说也罢！……五郎，此番你立下大功，为我潞州消弭一场祸患，在危急之下，仍将军械送抵，除军械供应所应得，某再赏钱万贯，以为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