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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若遇到不好的皇帝，不好的官员，老百姓都说要认命，不认命就是错儿，因为他们害怕被波及，因为他们不是当事人，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反抗，基本上收不到多大的成效。

    所以，识时务的分寸又是什么那？

    血性和勇敢又是什么那？

    上古时期，国际的凝聚力没有这么大。氏族是人们群居生活的基本单位，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相互扶持是个体赖以生存的基础。

    为自己的亲人复仇，不仅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更是一种符合本氏族集体利益的选择。

    《礼记·曲礼》中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公羊传》大义凛然地说：不复仇，非子也。

    《礼记·檀弓》里记载，子夏问孔子如何对待杀害父母的仇人，孔子回答说，睡草垫，枕盾牌，不共处同一天地，若在集市或朝堂上遇到，即使没带武器，也要赤手空拳杀了他。

    孔子的思想的核心是“仁”，在国家层面，他始终首推以“礼”治国。

    “礼”，是维系社会的一整套秩序，其基础，正是君臣、父子纲常。

    当孝悌伦理成为国家道德的基石，血亲复仇自然也会成为儒家行为规范中合理的一环。

    周王朝设有一个叫“朝士”的机构，专门为意图复仇的人登记备案。如果自己的父兄为别人所杀，可以到此处登记仇人的姓名，以后如果杀死了仇人，就不会受到刑罚。

    春秋末期着名的伍子胥，为向楚平王讨还父兄被杀的血仇，不惜投奔敌国，最后带领军队踏平故都，将昔日的仇人和君主楚平王掘坟鞭尸，这算是将血亲复仇推向极致。

    伍子胥的行为，历来很少有人责骂，甚至不乏欣赏赞誉。他玛法，作为一个皇帝，都说伍子胥是英雄。

    弘星继续查资料。

    战国后期，由于私斗的风气愈演愈烈，血亲复仇的人很难遵守适当性的原则，往往滥杀无辜，危害到社会稳定，大部分诸侯国开始禁止这种行为。

    进入两汉，儒家思想独尊天下，忠孝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伦理治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朝廷一下子陷入两难的境地。

    一边是国家安稳，一边是血亲复仇的道德性和正义性，每个人观点不一，法令几乎是天天更改。

    法令允许复仇的时候，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杀死欺辱自己母亲的仇人，到官衙投案自首。当时的汉和帝不但没有惩罚他，还下令表彰，甚至因他而命名一个县——慈溪。

    法令不允许复仇的时候，肃州女子赵娥的父亲被李寿杀死，赵娥找到李，奋力挥刀杀死李寿，自己认罪伏法。地方官不忍惩罚赵娥，放她逃走……

    赵娥被当地百姓立碑表彰，她的事迹也经常被后人书写和传颂。

    这是道德和律法开始对立的着名案件。血亲复仇在汉朝末期处于一种“严令禁止但基本不执行”的处境，在弘星看来，也是部落和氏族逐渐被“国家”取代的过程。

    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互相扶持，不再是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道德开始随之变化，国家法律开始强硬。

    到了唐朝，国家有了更大的凝聚力，取代部落。唐武周时期，下邽人徐元庆，其父徐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徐元庆手刃赵某，束身归罪。

    武则天召集大臣们商议——杀了徐元庆以正法典，同时也表彰他的孝行。

    看似兼顾法理和人情，似乎一举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但其实就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所以后来的柳宗元在《驳复仇议》中说，要么合法，要么合乎道德。如果律法要取代道德，国家要取代氏族血缘成为第一单位，就需要公正的司法系统，所有杀人者都受到公正及时的惩罚。

    但是，知道归知道，谁都知道所谓真正的“公正司法系统”，几乎是痴人说梦，跟那梦想中的桃花源一样。

    弘星趴在床上“唉声叹气”：“这也是弘星纠结的地方，在一个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只有合法与不合法两种情况，处罚也只有罪或无罪两种结果。

    绝无某种行为既是高尚合理的，同时又要接受惩罚的矛盾结论。”

    小系统：“柳宗元认为，当法治不健全的时候，就不要去说血亲复仇不合法。但是生产力在进步，国家一步步取代家族和部落，这是必须。”

    “弘星知道，柳宗元只是一个文人，不是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