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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是很平常的一句话，但和诗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便颇让人觉得惊奇。

    首先，这首无名诗十分有特色，与萧子瑜以往的风格迥异，其次，诗中，所用的意象典故，隐隐有抒发感情的倾向，虽写的隐晦，却深刻，他在诗尾，用了常用的竹子意象，却并非讴歌人的品性，反而是表达自身的孤独寂寥，形单影只，悲感伤怀。

    诗句之中，有一些尤为生僻的典故，却是写男女之情。

    那种求而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凄楚之情，溢于言表。

    联系起作者写此诗时，离逝去时还有三四年的时光，加之铭章这个友人的特殊性，让一些学者不禁将部分目光投入其中。

    萧子瑜的妻子阮氏早亡，而未续弦，遗有一子名诚，亦是晋朝后期知名的画家。

    都说文人风流，但萧子瑜的风流轶事却是几乎没有，若说他对妻子情深意切，倒也没有过多的诗句展露这一点。但在众人的眼中，他似乎是忠贞的，但也似乎是奇怪的。

    他很少在诗文中展露自己真正的感情，除了那首游仙诗。

    其实，陈朝末年倒曾有个知名文人，年轻时候是个放荡的世家子弟，曾说过一番让人目瞪口呆的话来，他说萧子瑜有所爱之人，只是如他一般不爱巾帼而爱须眉。

    其实，倒也有几个相对开明的学者私底下隐隐有所怀疑。海外更曾有个知名汉学家写过一本书，名为《宠臣与贤相》专门探讨萧灵隐和晋慧宗楚宴这对关系密切的君臣。书中考证这对君臣之间的相交，梳理了当时的朝政环境，通过几个大事件来描写了这对君臣之间的引而不发的信任。

    纵观萧子瑜的生平，可谓少年孤苦，但仕途上却是一路顺风。年少未加冠，便高中进士，更点为状元。初授通判，知青州，后入昭文馆，又三年，授侍郎一职。永安七年，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时，他才仅仅三十余岁，便已登朝拜相，站在了朝廷中枢，手握大权，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永安是晋慧宗时期所用的年号，晋慧宗姓楚名宴，其人体弱多病，对于朝政大事，随着年岁渐长，很少管理朝事，甚至后期十多年没有上朝。永安的二十三年中，晋慧宗将国事多托于朝中大臣，其中，萧子瑜深受宠信，权威日重。

    不少研究萧子瑜生平的人很想找到更多在慧宗一朝的史料，研究萧子瑜与晋慧宗之间的具体关系，但很遗憾，遗留下来的资料大多是官方性的。按理说，晋朝官员多爱写日记，可是竟然连同时期的大臣的日记里都找不出什么过多的纪录。甚至慧宗的起居录，早已遗失。很多史学家怀疑，这与晋慧宗之子晋神宗晚年的篡改史料事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