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 (第3/4页)

钟贫民。温富之家，各有财宝。谓此并宜助官，得过俭月。所损至轻，所济甚重。今敢自厉，为劝造之端。”又《自序》言：沈亮转西曹主簿。时三吴水淹，谷贵民饥。刺史彭城王义康，使立议以救民急。亮议以“东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余皆劝使粜货，为制平价。此所谓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也”。此皆凡民虽饥，富家自有藏粟之证。齐竟陵王子良为丹阳尹，开私仓以振属县贫人。刘怀珍族弟善明，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积粟，躬食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其家田为赎命田。可见富贵之家，仓储亦自充足。此等人若能如徐耕之助官振贷，卢叔武之听民赊借，（见第十九章第五节。）自为最善。然能如是者卒少，而剥削贫民者实多。《魏书·世宗纪》：延昌元年五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贷饥民。《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正月，诏以往岁年谷不登，民多乏绝。令公私、道俗，凡有积贮粟麦者，皆准口听留，以外尽粜。此即沈亮之议，以理论，虽无可訾，然行之恐不易也。《北齐书·循吏传》：苏琼为南清河大守。天保中，郡界大水。琼普集郡中有粟之家，自从贷粟，给付饥者。此亦贤智之过，不能常行、遍行。无已，则仍惟有乞灵于通粜。故饥荒之岁，商贩最宜使之流通。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正月，诏东境去岁不稔，远近贩粥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仗自防者悉勿禁，即以此也。然遏粜者亦殊多。《南史·崔祖思传》：青州刺史张冲启：淮北频岁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邻接戎寇，弥须沃实。乞权断谷过淮南。南徐、兖、豫、司诸州，又各私断谷米，不听出境。自是江北荒俭，有流亡之弊。元祖（祖思叔父景真之子。）乃上书，谓宜丰俭均之。即其一事也。夫遏粜非徒有害于邻境也，在本境亦为谷贱伤农。平时行之犹不可，况频岁不熟之后，饥疲之民，亟待振起之际乎？于此而遏其流通，亦可谓不达于政矣。

    张冲言青州邻接戎寇，弥须沃实，是也，然亦有宜慎者。兵戈之际，往往民食不足，而兵家之蓄有余。《晋书·石勒载记》：勒将图王浚，引其舍人王子春问之。子春曰：“幽州自去岁大水，人不粒食，浚积粟百万，不能赡恤，此亡期之至也。”《浚传》：勒既执浚，责以百姓馁乏，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则浚当时藏粟实多。然究何益哉？《刘聪载记》：刘曜攻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万斛。《宋书·索虏传》：历城建武府司马申元吉破碻磝，获虏地仓四十二所，粟五十余万斛。城内居民私储，又二十万斛。《梁书·夏侯亶传》：亶合韦放出兵，降城五十二，获米二十万石。弟夔出兵，凡获粟六十万斛。军中奏报，固多夸大之辞，然必不能全虚，则缘边要害之地，储粟无不充实矣。梁武帝以雍州为边镇，运数州之粟以实之。（见《南史·南平王伟传》。）后周之世，以澧州粮储乏少，每令荆州递送。（《周书·郭彦传》。）《周书·王罴传》：罴镇华州，时关中大饥，征税民间谷食，以供军费，或隐匿者，令递相告，多被榜棰，以是人有逃散。盖其取之之虐如此。然究何益哉？元嘉二十七年之役，《宋书·臧质传》谓虏初南出，后无资粮，惟以百姓为命。及过淮，食平越、石鳖二屯谷。至是，钞掠无所，人马饥困，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归路之资，故悉力以攻之。《魏书·卢玄传》：玄孙渊，曹虎遣使请降，高祖使督前锋诸军，径赴樊、邓。及知虎降之诈，诏渊进取南阳。渊以兵少粮乏，赭阳近叶仓，表求先攻之。高祖许焉。《慕容白曜传》言：白曜之陷肥城，获粟三十万斛；破垣苗，得栗十余万斛，由是军粮充足。克东阳后，史又最其凡云：获仓粟八十五万斛，米三千斛。邢峦攻破宿豫、淮阳二戍，获米四十余万石。侯景之围台城，亦食石头常平仓。（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凡此皆赍盗粮而已。即不为敌所因，亦有不能自保者。《晋书·武帝纪》：咸宁四年十月，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焚谷米百八十万斛。据《王浑传》，所焚又有稻苗四千余顷。稻苗固难刈获，积谷亦未易迁移，然独不能自焚之乎？使佛狸南犯之时，是处坚壁清野，其不能守又不能移者，悉行焚荡；虏马虽健，能以饥军纵横于无人之地乎？固知焦土为御敌之上策矣。

    王羲之（约321—379）曾担任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其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誉为“书圣”，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晋书·王羲之传》：羲之为会稽内史，遗谢安书曰：“仓督监耗盗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