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荆扬丧乱 (第1/5页)

    第九节 荆扬丧乱

    读史者多以武帝不能徙戎，及去州郡兵备，为晋室致乱之原，其实亦不尽然。五胡杂处，特晋初隐患之一端，而非谓其时所忧，遂止于此。至于除去兵备，则正为弭乱之方。自初平以至大康，为时将近百载，人习于分崩离析者既久，资之以兵，适使其恣睢自擅耳。当吴、蜀荡平之时，为长治久安之计，所忧者自不在草野之窃发，而在牧守之专擅也。晋初急务，在得良吏以抚安海内，使久罹兵革之苦者，欣然有乐生之心；而又有信臣精卒，据要害之处，示天下以形势，以潜消其反侧之念；不在凡州郡皆有兵也。凡州郡皆有兵，必不能皆精，亦不能皆得信臣以将之，难免弭乱则不足，召乱则有余矣。诚能如是，历数十年，则海宇晏安，而五胡之乱，亦可徐图消弥。不然，纵使徙戎之计获行，能否安然卒事，不至中途生变，尚未可知；即谓能之，而内乱既兴，群思借外力以自助，既徙者安保不引之复来？自汉以降，中国所畏忌者，莫如匈奴。晋初虽遭丧乱，而刘渊见羁，卒未肯释，即其明证。然逮东海兵起，成都即卒因欲得五部之援而纵之矣。故知内乱之与五胡，其为当时隐患，正亦未易轩轾也。（北方惟刘渊崛起，颇有匈奴人思自立之意，然其所用者仍多中国人；石勒则一中国之盗贼耳；王弥等更不待论矣；故五胡之乱，虽似外患，实亦与内乱相杂也。）

    当晋初，吴、蜀皆平定未久，自难尽消其反侧之心，而吴之情形，又与蜀异。蜀地险而富乐，自古少外患，故其民弱，而为秦、雍之流民所乘。吴则当春秋、战国时，其人即轻死好斗，历两汉之世，此风未改，第一章已言之。故自吴平之后，其民之叛晋者讫不绝。据《晋书·帝纪》所载：武帝大康二年，九月，有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业令，遂围扬州。（晋初扬州治寿春，大康初移治建业。）八年，十月，有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南康，晋郡，治雩都，在今江西雩都县东北。后徙治赣，在今江西赣县西南。平固，吴县，在今江西赣、兴国两县间。）十一月，有海安令萧辅聚众反。（海安，晋县，当在广东旧肇庆府境。）十二月，又有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后汉汉兴县，吴改称吴兴，今浙江吴兴县。）至元帝大兴元年，尚有孙皓子璠，以谋反伏诛。《五行志》云：武帝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为乱者相继。可见为《纪》所不书者尚多矣。《刘颂传》：颂除淮南相，在郡上疏曰：“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王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国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华谭传》：大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武帝策之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趦睢，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谭对曰：“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畴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云云。皆可见当时江表之臬兀，而晋之所以镇抚之者，不免掉以轻心也。

    荆楚之风气，不如吴会之劲悍，然其地累经丧乱，故亦易动而难安，而张昌遂为乱首焉。昌，义阳蛮。（义阳，见第二章第二节。）李流之寇蜀也，昌聚党数千人，诈言台遣其募人讨流。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难，数术者云：“当有帝王，兴于江左。”及此调发，人咸不乐西征。昌党因之，诳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诏书催遣严速，遂屯聚为劫掠。时江夏大稔，（江夏，见第四节。）流人就食者数千口。大安二年，昌于安陆县石岩山屯聚。（安陆，汉县，今湖北安陆县北。）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从之。昌乃变姓名为李辰。据有江夏。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山都县吏丘沈，（山都，秦县。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北。）遇于江夏，昌名之为圣人，立为天子，易姓名为刘尼，称汉后。以昌为相国。又流言云：“江、淮已南，当图反逆，官军大起，悉诛讨之。”群小互相扇动，人情皇惧，江、沔间一时焱起，旬月之间，众至十三万。时豫州刺史刘乔，据汝南以御贼。（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前将军赵骧，助平南将军羊伊守宛。（见第四节。）新野王歆（见第三节。）督荆州。昌遣其将黄林向豫州，乔遣将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