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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靠着窗子，慢悠悠喝着茶，一边吃着糕点，一边说着学校里的趣事，半日的光阴就这么过去了。

    窗户下，一群工人打着横幅在游、行，口号声此起彼伏。

    傅佩君笑：“上海的工人阶级已经觉醒了，他们懂得主动争自己的利益了，也会团结起来了。”

    陈殊瞧了，倒是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傅佩君转头：“怎么？你同那些革命党的右、派一样，不赞同这种工人的游、行？认为这种游、行是需要控制的？”

    陈殊拿起一块定胜糕，不想闹得不欢而散，笑：“我只是担心，要是有一天做定胜糕的大师傅也跑到街上去游、行，那我可就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糕点了。”

    傅佩君点点陈殊的额头：“你这个馋鬼！”不过，她向来聪慧，转眼便明白了陈殊话里的意思，正色道：“你是担心，这种游、行如果频率太高，会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

    陈殊知道，他们苏维埃党人的脾气，笑，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傅佩君严肃道：“陈殊，你们不要怕打破一些瓶瓶罐罐，这些在将来我们都是你可以重新建设的。我们的国家包袱太多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只有用最激烈的手段，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她的面貌。”

    这些话，想来在苏维埃党内部，是共同的认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这个当代中国的经济之都，陷入了苏维埃党人的红色海洋之中。在普通工人之中，大力发展，很受欢迎。

    听项先生说，肥皂厂里面竟然有一半都参加了苏维埃党建立的工会，其中的进步分子甚至加入了苏维埃党的外围组织。

    陈殊对此忧心忡忡，项先生也十分担心，上海的工人时常游、行，要求提高工资。开始的时候以固本肥皂厂为标准，游、行让各个工厂都要提高工资。要是不同意，就联合罢工。

    工人们有了工会撑腰，工会后面又是苏维埃党，它们现在在国民政府还有着三分之一的席位，工厂老板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只好提高了工资。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十五块一个月还不满足，渐渐提高至二十块一个月，甚至是二十七块一个月。商人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对于苏维埃党的怨言也越来越多。

    甚至有国务委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强烈要求苏维埃党停止这种游、行。

    但是这种公开的反驳，还是很少的。陈殊猜想，南京的国民政府未必不晓得上海的乱象，但是却没有动作，只是以为现在并不是翻脸的时机，或者认为两党还没有翻脸的必要。

    陈殊久久不说话，傅佩君急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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