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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但是他随后又继续宠信宦官王承恩，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样的错）。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皇帝是如此说的。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在煤山的清风明月下？。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断就用错了地方。

    怀疑＋果断，是皇帝给所有忠臣良将最大的毒药。袁崇焕，一个打死了努尔哈赤的功臣，一个让所的满州人心惊胆寒的军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想学岳飞的人，最终与岳飞有了同样的下场，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自毁长城，是崇祯的果断。“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崇祯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杀了多少封疆大吏，罢了多少内阁首相，没数过，但若算算年平均数的话，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可能没有人能比的上他。

    如果一个皇帝在政事上是这般的果敢，那么，亡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爱民，他的《罪已诏》，他动辄就下的“减膳、撤乐”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誉”，掩人耳目。崇祯年间，边患纷扰，流贼频仍，战事纷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无以为生，已到了易子为食的地步，国库无钱。显而易见。

    在崇祯九年，其实就有人提出了解决财政空虚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

    其实这个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两百多年，哪有穷皇帝的道理，何况前朝还有好几个小气的把银子放的发了霉的皇帝和好几个特别会搜刮的皇帝。肯不肯拿出来才是关键，要皇帝向臣下要钱，那多没面子，而且他这样说，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着私房钱不肯拿出来？他这个折子仅仅就这样处理了，是他的命大。

    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开内库一看，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这么多钱，若真是放用来放库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只是可能）。就算不够用，也比下《罪已诏》、“减膳、撤乐”要实惠的多，老百姓也会买他一点账。

    崇祯的亡国，《明史.流贼传》中说的还是很全面: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