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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从前的平静根本便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安宁，所以当这样一桩惨烈的事实被直白的刊登在报纸上，被血淋淋的曝光于世人的面前时，上海的各界人士都发生了一场暴动——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欺压，也不是一次普通的剥削。在洋人们这一次强硬的手段中，是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纵然身处这个年代的每个人都深知，“下等人”的性命是不值钱的。但平心而论，又能有几个人真正看淡生死？

    今天死的是那些“下等人”？那明天呢？在“下等人”之后，又该轮到那个层次的人？

    但凡是人，大约都是自私的。哪怕是抛开了国家的大局不谈，单只论个人利益，他们也无法继续沉默。

    他们开始热衷于寻找事实真相的由头，但当他们越接近事实真相，他们便越感荒唐——

    那让洋人们如此兴师动众的想要强制拆迁合乐里的理由，竟不过是出自于一个美国商人对利益的考究和他那难以启齿的报复心理。

    合乐里原本的房主是一个华夏人，只不过是因为那个华夏房主同那美国商人协商好一同做生意后，那美国商人才有了一些管理合乐里的权力。

    合乐里原本便是租给那些社会底层的人的，租金并不很高，约莫三个银元左右便可租上一月。但商人的骨子里大约都是流淌着“刻薄”的血液的，即便那商人是个美国人。

    那美国商人以为合乐里的租金开的有些低了，便合计着想让房主提高些租金，但别说那房主是个厚道人并不同意了，便是合乐里的房客们也是对美国商人的责怪埋怨不断的。

    但毕竟这是租界，是“洋人的地盘”。洋人商人在“洋人的地盘”上，总是很有些特权的。房客们不敢当真同美国商人较真，一次两次的增加租金，便也权当是花钱消灾，忍了下来。

    直到那美国商人仍旧不肯收手，反倒变本加厉，合乐里的房客们都已经忍不下去了，这才存了心思抵抗了起来。他们仍旧按着原先的租金交给房主和美国商人，谁知那美国商人倒是收了他们的租金，却还是要将他们给赶出合乐里去。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钱也叫他收了，房子他却不肯再叫他们住？

    底层人民大都麻木，却也不是毫无血性。尤其，他们干惯了粗重活，身体素质强过那美国商人许多，干脆便同那美国商人对立起来，无论如何都不肯搬走。

    谁知那美国商人根本便不顾自己的合伙人同房客们的联合反抗，甚至觉得自己的脸上的面子被一群他所看不起的华夏人给狠狠的践踏的，于是便也不顾那华夏房主才是合乐里真正的主人，直接去工部局请了令条，便领着人巡捕和警察大摇大摆的来对合乐里强制拆迁。

    那日里，锦颐和谢锦言、袁幼卿所看到的场景，便是那美国商人领着人去对合乐里强制拆迁的场景了。

    得知了事实的真相，上海各界人士一片哗然——

    “我想知道，工部局究竟是遵何条约，有何权力去随意听从一个并不对合乐里具有决定权的外来人士，派遣武装巡捕拆毁一个名义上归属于另一人的房屋？”

    诸多爱国青年和文人在知晓了事情的具体缘由过后，纷纷在各大报纸的各大板块上提出了自己的震心一问。其中，他们问得最多的便是工部局究竟有没有对合乐里进行拆迁的权力。

    显然，合乐里所在的位置是租界。

    租界虽然名义上仍旧是华夏的国土，但实际上已然是作为租借给洋人，使得洋人能够自己管理的自己的地方而存在。所以，租界是归洋人管的，这一点，无论是住在租界里的人，还是住在完全华界的人，都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洋人们管理租界的事物，向来是打着公平的旗号的。诸多文人和名流都选择了住在租界，所看重的便是租界的法令齐全，看重的是租界的管理稳定，看重的是租界里相对的公平。

    然而，当强制拆迁一事明明白白的摆在各界人士的面前时，人们难免便会产生了一种被欺骗的厌恶和愤怒——

    合乐里的所有权是归属那个华夏房主的，那个美国商人有什么权力向工部局请求拆迁？工部局有什么权力答应美国商人协助拆迁？武装巡捕有什么权力对合乐里的无辜房客们施以暴行？

    你们所谓的公平在哪里？亦或者你们所谓的公平根本便不存在于洋人和华夏人之中？在洋人和华夏人之间，你们永远会无条件的对洋人进行偏帮？

    关于洋人和华夏人之间的地位，这才是上海滩里的上层人士真正对这起强拆事件投以关注、并明显开始表达出对几个国家的领事夫妇表达出不满的重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