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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一批人，经历大都很复杂曲折，在那种剧烈动荡的时代，人的身份和处境几乎是每天都不一样，按照正常的社会规律，两个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的年轻人，在三十年后混得可能有好有坏，这都是有原因的，比如一个勤奋上进，或者运气好一点儿，最后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另外一个则泯然众人，这种差距你稍微一想就能够接受。

    但那个年代的人不同，在无法控制的时势下，个人的命运会被浪潮打到哪个角落去，完全是听天由命。

    周源觉得严毅说的这些很有道理。他看得出来，严毅虽然年纪不小了，但身上那种沉稳和雍容的气质，一定是在某个领域里长期保持着自信，才能慢慢养成的。但他从那个年代过来，又这样说，看来他能有现在这种财力，除了个人能力之外，运气很好应该也是一个因素。

    总之，从这个开头，周源根本猜测不出他年轻的时候到底遭遇了什么，所以开始好奇起来。

    严毅的父亲是军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复员，进了工厂做工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意外去世了，被授予了烈士称号。这本来是件不幸的事，但当几年后开始那场运动时，却让严毅避免了很多可能出现的麻烦。

    讲到这里，严毅叹了一口气，眼神有些恍惚起来，声音很轻地说了一句话，不知道是对周源他们说，还是自言自语：“这都是命。”

    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开始时，严毅是出身良好的红卫兵，心里革命激情高涨，一九六六年更是扒着火车大串联去了北京。回来后他响应了号召，主动报名上山下乡。因为当时年纪很小，所以没有出省，不过毕竟从小是在城市里长大，下乡的地方非常偏僻，村子里的生活非常苦，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口粮却都成问题，日子非常不好过。严毅的母亲很心疼他，一年多后终于想办法把他给弄回来了。虽然这些事严毅只是寥寥几句带过，没有细说，还是能从平淡的语言里大致体会这段经历给年轻的他心灵上带来的一定冲击，那是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带来的。

    回到城里没有多久，他的运气不错，遇到了招工。那时候并不像现在自主择业投简历面试就行，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没人敢自己做生意，那是“资本主义尾巴”，抓到直接打倒。因此能够有一份稳定的领工资的工作，就会被人羡慕地称为是“吃公家饭的”。而且当时强调“工农是领导阶级”，所以一个普通的工人身份都是很值得炫耀的。

    除了工人之外，其次就是一些集体企业，如果是那种可以掌握一些实际权力的岗位，比如厨师、售货员等，也算是不错的。上山下乡回来的知青们很多，大部分只有闲在家里无所事事，能遇到招工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之所以说是运气不错，是这次招的是工人，而且人数比较多，不管是不是最后能招上，这个消息还是让严毅很兴奋，至少是个出路。他的父亲去世得早，固然不会在历次运动中挨整，另一方面当年的人脉也逐渐凋零，所以对于能招上是不敢抱太多希望的。

    招工的报名流程很复杂，首先就是政审。在那个政治敏感度空前紧张的岁月，不管是干什么，首先在意的就是身份，这没什么好说的。但让他觉得有些奇怪的是，这次的审查非常严格，几乎达到了参军的标准，不过身世清白恰好是严毅唯一的优势，所以当录取通知结果下来的时候，他和母亲在家里可以说是相拥而泣。

    不到十八岁的严毅收拾好简单的行装，按照通知规定的日子，赶早到车站集合，发现和他一样的年轻人有好几十个，大家的眉宇间洋溢着一种朝气，毕竟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他们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前途了。在人群中他还发现了熟人，可聊起来才发现，他们和自己一样，除了压抑不住的兴奋之外，还有迷茫。

    因为他们只知道工厂的名称叫作华光机械厂，但具体做什么、地址在那里，全都一无所知。

    如果在今天发生这样的事，当事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是个骗局。但在那年月，严毅他们根本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种事也不会发生。当他们充满激情地幻想着不久后就能走上工作岗位，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力量的时候，一辆卡车开过来，下来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年人，正是他们当时的面试官，后来才知道他是厂里的军代表。这说明工厂是军工厂，所以军方会在工厂内派人作为全权代表，负责监控、协调等工作，权力很大。只是当时严毅他们并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