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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战略水平不高，在战争前期，太平军却能一路摧枯拉朽。原因是，除了清朝正规军已经烂透了这个因素之外，拜上帝教的宗教力量也不可忽视。

    关于太平军的士气和精神状态，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广西军务的赛尚阿深有感触。《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记载，他曾说过：粤西股匪虽多，本以金田会匪最为顽狡……此股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死党累千盈万，固结其坚。……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

    时人对太平军的这种精神状态记述颇多。比如《丛编简辑》第2册《太平天国·武昌纪事》也说，太平军“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谋遂意’，祝毕，赴汤蹈火在所不顾”。《金陵纪事》则说：“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

    这种精神力量显然来自对宗教的虔信。太平军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因为这也是上帝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金田起兵以来，那些看似强大的清朝正规军在他们这些装备落后的泥腿子面前一触即溃的事实，更加强化了他们这种信念。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万事皆由天父排定，尔等都要练得正正真真，不怕妖魔一面飞一面变，都难逃天父手内过。……务要放胆放草，自有天父看顾，天父自然大显权能。尔想在永安时尚蒙天父救出，此时还怕妖魔何事？”在宗教力量的驱动下，前期太平军士气高涨，豪情满怀。1853年6月，美国人戴作士来到镇江考察了太平军的营地。他印象最深的是太平军“对事业的正义性和最终赢得胜利充满信心”。

    二

    自从黄巾起义之后，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与民间宗教紧密相连。这是因为除了宗教外，很少有力量能把中国农民发动起来。

    除了动员作用外，宗教还能提供起义所必需的组织纪律性。传统农民通常眼光狭隘，又一盘散沙，不习惯组织和纪律的约束。一般来说，只有宗教能克服农民的散漫性。民间宗教通常都是权威主义的，强调对教主的绝对服从，宗教组织内部一般都采取等级分明的专制体系，这为将中国农民团结成磐石般坚强提供了最便捷的方法。而“拜上帝教”的一神教性质又使它较那些土产的多神教更有利于建立绝对的专制秩序。在明清历次起义中，我们通常会看到各地起义者各奉一神，甚至孙悟空、铁拐李等纷纷下凡，以致形成无数个小山头，彼此难以统属。而在太平天国内，只有洪秀全这“独一真神”，其他所有“邪神”一律销声匿迹，这是太平军超越明清诸农民起义形成如此巨大规模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是将宗教力量运用到极致的一次大型农民起义。洪秀全等人深知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性。太平天国规定，加入太平军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掌握教义：“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虽然战事倥偬，但是他们坚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礼拜之时，一定要虔诚郑重，“凡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杖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太平天国还建立了“讲道理”制度，即定期将军队召集在一起训话，以通俗的语言，“理论联系实际”，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思想动员，要求他们放弃杂念，为天国事业忘我牺牲。

    张德坚这样记载太平天国的“讲道理”仪式：他们在空旷之处搭起高台，宣讲人上台，讲天父上帝生出天王东王来给我们做领导，这是我们多大的福气！我们只要好好干，将来都会享福无穷……宣读了一通革命的好处后，又告诫士兵不得开小差：“切不可反草变妖逃走。天父曾说，任尔三更逃黑夜，难逃天父眼睁睁。……现立卡房多处，谅尔等难逃，一经捉获，五马分尸，尔等放着天福不享，自寻死路，真是被鬼迷被鬼捉，真下贱矣！”

    宗教的魅力在于它神秘主义的本质——可以针对种种现实需要，通过宗教，随机应变地给出各种“解释”；许诺战士们，因为有上帝的关照，刀枪伤不到他们；及至有人阵亡，又可以解释说，这是上帝接这个人提前上天享福。每次打仗，出发之前，他们都鼓励大家，上帝承诺这场战役一定胜利；及至失败，他们又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队伍中有“不肯真心顶天之人”，惹得上帝生了气。“众兄弟切不要慌，兄弟们升天乃是好事，胜败常事，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