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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袁氏出席参议院，有演说词，并录下：

    袁世凯在参议院之演说词民国元年四月廿九日。：

    世凯忝承五大民族推举，夙夜祗惧，恐不能胜，谨掬诚悃，敬告我国民：在志气高远者，谅必以世凯莅任伊始，必有宏大之议，以一新闻听，然审时度势，未敢以语此也。古今立国之道，惟在整饬纪纲，修明法度，使内外相系，强弱相安，乃可巩固国基，争存宇内。迩来兵事扰攘，四民失业，公私交困，已达极点。而士卒多昧服从之谊，人民鲜知公共之益，空谈者偏于理想，营私者多牟权利，循此不变，必将纪纲废坠，法度荡然，欲保障人民之生命财产而不可得，尚敢侈言铺张乎？世凯向持锐进主义，不甘以畏难保守自居，数十年苦心经营，当为诸君所共见共谅。但现值改革之后，亟当维持秩序，利用厚生，建设从稳健入手，措置以实事为归。譬如建造巨室，须将基础审慎测量，择工选料，层层稳固，处处坚实，非可徒侈外观，虚事粉刷，然后广厦落成，方能历久不敝。倘以孟浪潦草出之，恐墙壁未立，而倾覆随之，其损失何可胜言。

    是以必须根本完固，再行急起直追，则观成可操左券矣！百废得兴，要在财政。去岁度支预算，虽云入不敷出，然尚亏称有二百六十余兆两之岁入。半年以来，工商荒废，税入锐减，外债暂不能偿。近以改良政治，必须输入外资。故先定整顿财政大纲，增加财政信用。每年应还借款赔款本息约五千万两，借款多以关税作抵，亦有以厘金作抵者；赔款以关税及盐课作抵。速与有约之国商议加税，一面废去厘金及减少出口税。每年海关常关所入，可由四千四百万两，增至六千余万两，可抵支前项外债而有余。至铁路及他项借款，另以铁路及他项进款偿还，不足则由盐款拨补。尚有各省所借外债，其总数约一千余万两。又去冬欠交庚子赔款一千二百余万两，均归入组织新政府，即用大借款项下速为偿还。建设行政所需，应迅速成立预算，以定支用大借款标准。目前先发出暂时短期库帑券，以济急需。此项库帑券，由将来大借款归还。此事极为要著，舍此无他法可恢复财政信用。仿照新法整理盐政，可增盐课五千万两。清理田赋，剔胥役之积弊，轻人民之负担，未经升科之地，搜集专门人才重新测量，酌定税章。改良国币，划一圜法，为财政最要关键，即必迅速施行。我国财政专门人员尚少，又乏经验，将来庶政俱举，亦须借用异才，以资先导而备顾问。

    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设农林、工商两部，以尽协助提倡之义，凡学校生徒，尤宜趋重实业，以培国本。吾国实业尚在幼稚时代，质言之，中华实农国也，垦荒、森林、畜牧、渔业、茶桑富藏于地，类多未辟菁华，愿我国民无从空中讨生活，须从脚底下着想。即以矿产言之，急须更改矿章，务从便民，力主宽大，以利通行。且商律与度量衡，亦应迅速妥订实行。

    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已饬财政、陆军两部实行收束之方。人民信教自由，举凡各教，均一视大同，毫无偏倚，不论其信教与否，亦不论其信仰何教，均须互相尊重，悉泯猜疑，冀享幸福。我国民习惯积重，急切难趋大同。教育尚未普及，改革尚多疑沮。军人缺乏精神，训练当探本原。法律亦未完备，法权仍多放弃。交通未能畅达，风气难期划一。均当与国务员随时筹商，力求进行。迩来外人对我态度，类皆和平中正，藉示赞助之诚，固征世界之文明，更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从数千百年专制之后，一跃而跻共和，宜吾国民之色然而喜也。然世凯深以吾国之未进步为忧也，深望我国民常处于不足，勿夸张自满也，深望以公诚推与，勿互相猜忌也。四万万心惟一心，国乃强。

    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世凯正资倚任，共支大局，愿国民深信之，赞助之！

    第十章 二次革命之时期

    第一节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

    袁世凯组成的“内阁”国务总理熊希龄原南京临时政府之让政权予袁世凯，实由于事势之牵制。袁就总统职后，一切设施，多由己意，主采用“总统制”，以便于大权独揽。然内阁制系依据《临时约法》者，故国务总理唐绍仪毅然主张内阁制，设国务会议，以为执行职权之枢纽。袁既与唐内阁意见不融洽，争权不得，渐与民党不睦。又以每发一议、出一令，必经国务院通过，方能有效，且时复驳回，深苦之。而国务总理唐绍仪因与袁为旧交，恒严辞抗辩，不肯稍让，因益忌之。会事有不经国务院，径发令，唐大愤，拂袖出京。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宋教仁、王正廷亦相率去职。

    时国人对于袁氏，已滋不信，观于元年六月廿七日《时报》所载袁总统解释谣言之原电可知。电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