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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危迫，敢贡苔荛，伏维鉴察！岑春煊，哿。见《时报》元年一月十日。

    当时革命军人对于袁氏深致疑怀者，固不乏人，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上孙大总统书，论和战之局宜早定云见一年一月十九日《时报》。：

    （上略）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如议和一事。夫和有何可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岂有调停之余地。战亦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抢攘月余，势成坐困，老师匮财，攘权夺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河山之歌舞依然，我恐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

    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甲午中东之役，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交，凡国中经一次之扰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彼盖乘时窃势，舞术自恣之人耳，安知所谓尽力民国，又安知所谓效忠满廷？凡其竭智尽技，纵横捭阖而为之者，无非为彼个人之计。夫为个人者，但思乘时窥便，以弋个人之利益，而无丝毫公众之利益置其眼中，故其所为，恒不可以常情测度，岂惟不可以常情测度，即彼身居局中者，亦无从测度己身之所为。何则？彼以术驭人，而不悟彼乃为术所驭也！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恃，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以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氏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顾犹有持慎重之说者，以为战限延长，非吾民之福，南人北伐，非地势所宜。燮和独以凡事之可以平和解决者，则以平和解决之，凡事之不能以平和解决者，则战争者，所以促进平和，而断非扰乱平和之具！假令两军相持不决，前途之平和，可希冀乎？不能希冀，而犹欲假和议之美名，以涂饰天下人之耳目，吾未见其可也。

    今日之所恃者，在能战耳，在能战而后能和耳。若夫抢攘纷扰于不和不战、忽和忽战之间，则人心之恐怖，靡有已时，商业之壅滞，犹如昔日，岂必杀人流血，而后为损失耶！况夫相持愈久，则外交之枝节愈多，此次各国，所以取不干涉主义者，尊重人道耳，敬畏舆论耳，非有爱我之心也。我内部而稍有可乘，彼必不肯牺牲自国之利益，以曲徇我为事。今俄之于蒙古，其明征矣。是故无论自对内对外言之，民主君主之解决，宜速而不宜迟。而其解决之手段，不外于平和与武力二者。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留守南京时期的黄兴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背人道。何则？以其迁延愈久而损失愈大也。故今日之战，为人道而战，决非破坏人道之举也。

    近者议和屡有破裂之势，然袁氏犹时出其诡计，或谓派梁士诒莅沪，或传派唐绍仪续议，无非欲以迷离惝恍之手段，以懈我已固之人心，而支持其破碎之残局。幸我国民幡然知袁氏之侮我，于是有誓师北伐之举。燮和不才，今已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冑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

    至于南军北伐，泥于历史之见者，徒以西北可以制东南，而东南不能制西北，遂谓地利实然，恐徒劳而无功。不知汉高起于丰沛，明太起于濠泗，在历史上已有其事。矧夫此次倡义，非徒恃兵力也，尤在人心趋向。东南之人，趋向共和，固已成为事实，即西北之人，其表面虽仍服从满洲，其精神早已趋向民国。其尚持君主顽见者，不过少数顽迷之官僚派耳。北方义士，无拳无勇，困于专制之积威，兵力之蹂躏，方且屡蹶屡起，以为我南方民军之响应，而我顾对岸观火，若秦、越人之视肥瘠，其谬者且倡为南北分治之论，以离间我南北人之心，破坏我神州之统一。呜呼！其何以对我北方同胞矣。且夫混一南北，建设共和国家者，亦视夫我国民之决心何如耳。我国民若无此决心，则虽已破坏之各省，不必其能建设，若其有此决心，则我谓天下之事，何事不可以期成？区区北虏，又奚足当我入之一撼者，呜呼！国家之基础，建于国民心理之上，我国民而畏难苟安之国民，不欲收混一之功，则亦已耳；不然者，以武汉一隅，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今日乃以十六省之疆土，而受制于贼虏，此燮和所大惑不解者也。夫武、汉之事，起于国民之决心，今日之北伐，亦诉之于国民之决心而已。而所以日讨国民而训之儆之者，则公之职务也。此所谓急定和战之局势者一也。（下略）

    二十七日《时事新报》载袁幕友有密电至南京，通告大总统及江苏都督，其大意谓：

    若南方能举袁氏为全国大总统，则彼此当息干戈，永归于好，而袁氏亦必尽力迫胁清帝退位，誓守共和，为民国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