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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汝昌亟以木簰塞东西两口，复虑南岸三台不守、炮资敌，欲毁龙庙嘴台炮，陆军统将戴宗骞电告鸿章，责其通敌误国，不果毁。待援师不至，乃召各统领力战解围。会日暮大风雪，汝昌尽毁缘岸民船，而南北岸已失，日舰入东口猛攻，定远受重伤，汝昌命驶东岸，俄沉焉，军大震，竞向统帅乞生路，汝昌弗顾，自登靖远巡海口。日舰宵入口门，击沉来远、威远，众益恐。道员牛昶炳等相乡泣，集西员计议。马格禄欲以众挟汝昌，德人瑞乃尔潜告曰：“众心已变，不如沉船夷炮台，徒手降，计较得。”汝昌从之，令诸将同时沉船，不应，遂以船降，而自饮药死，于是威海师熸焉。《清史稿》卷四六二。

    “抗争之动作，实由日大鸟少将所率之混成旅团发于龙山本营至牙山。自七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牙山冲丰岛附近，日舰队遇清舰。清突炮击日舰，日舰队应战破之。日陆军亦于成欢驿大破清兵。往驻牙山之清兵遂逃之平壤，日军尾之。见清兵全挂方布一片于枪之刺刀上而逃，其色非白非黄，日军人多不解其意。即捉俘虏而诘之，始知清人知败北挂白旗乞降之例，以白旗无觅处，遂代以包足白布。清兵之弱，于此可见。”

    “日军三路进攻，由平壤直捣盖平，由旅顺陷牛庄、营口，辽东全部皆为日有。海军自击沉丁汝昌四舰后，黄海上之管制权亦均属日。翌年攻陷威海卫，丁汝昌乞降，仰药自尽。山东半岛亦为日有。”（〔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

    第一章第六节）

    时日谋攻台湾及澎湖列岛，又任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大总督，将大举而北冲清京。清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诣马关议和。此日清战争之概略也。

    “初，鸿章筹海防十余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清史稿》卷四一一）

    “1895年4月，清政府派李鸿章到马关，与日本政府所派全权代表伊藤博文讲和。李鸿章与伊藤本是老对手。十年前的天津会议，李鸿章虽然吃了一场哑巴亏，但他跟伊藤形式上还是平起平坐，对等会谈。此时就不同了：一个是战胜国的全权大臣，一个是败兵之将；一个漫天讨价，一个哑口无言。谈判陷于僵局时，日本方面忽然跳出来一个冒失鬼，对准李鸿章打了一枪，打得他血流满面，这才激起了世界舆论的公忿，一致谴责日本不配称为当代法治之国。日本政府慌了手脚，不得不在形式上作出某些让步，与清政府订立了《马关条约》。”

    “条约签定后，有人替李鸿章脸上贴金，说什么这位忍辱负重的老中堂，用了自己的鲜血，换来战胜国的宽大条件。这个条件究竟宽大到什么程度呢？请看，清政府在条约里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割让了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在中国内地加辟了沙市、重庆、杭州、苏州四个通商口岸；中国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开设工厂；允许日本船只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中国赔偿日本战费二亿两，按照中国四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摊派半两银子。此外还有不少苛细项目，就不必一一列举了。”（《袁世凯演义》）

    第二节李鸿藻举荐

    袁世凯由韩归清，郁郁不自得，深怨李鸿章不用其谋，大不以李为然。虽有热血满腔，而大势已去。时清有太傅李鸿藻，为袁父执。袁往谒，痛陈时事。

    “李鸿藻，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清史稿》卷四三六）

    訾李鸿章旧制之军队腐败，道我军训练之精，并自言驻韩功绩。李重其才，遂向督办军务恭亲王前道袁韬略。恭亲王乃派袁充前敌营务处。时宋庆等已败至田庄台，望风而逃。清营旧制，营务处本无事之名目，加以前敌诸统将官职多大于袁数倍。清之政界，素以位高为尊，才能非所计也。咸轻视袁。依当时清军队之溃弱状态，及军械饷需之情形，虽任袁世凯以重职，亦无能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