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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唯唯，始与大院君乘轮东渡。而朝鲜王妃闵氏深忌大院君，且恶袁。时有洪在义者，曾救妃死，袁乃先使人纳重金于洪，使言于妃，谓抵京时必迎候如礼。妃雅不欲，袁因出所携珠宝、绸缎尽以馈之，妃大悦，始设幕于南门外，以备郊迎。大院君既归，袁留朝鲜十余日，回天津谒李鸿章，自诩其调和朝鲜王室之功。又谓朝鲜欲与俄人相结，请预防之，鸿章以为能，故有派充朝鲜商务委员之事。”（《袁世凯轶事》）

    呜呼，以国君之父，虏之归之，皆出自他国，已属公理所无，又曰“大赦还乡”，故各国报纸皆以此四字题著为论说，訾议繁兴，韩君臣皆耻之，而王妃尤甚。抵汉城日，王妃使杀壬午变乱所牵涉者三人，以耻大院君。袁世凯送大院君归，其意欲使韩王父子相牵制，以紊其朝纲。韩多变故，清可藉以侵吞，袁之才略亦可藉逞。故先请李鸿章致书韩王曰：袁世凯两次带兵贵邦，扶危定倾，人民信重，大皇帝以其深悉韩之情形，派充护送委员。庶使殿下父子融洽无间，保全天伦云云。至是闻韩杀此三人，遂恫吓其王曰，天恩高厚，赦回太公，皆凯向李中堂前力求。今太公抵国，毒杀三人，不但太公无色，即凯亦无颜对大皇帝与李中堂矣。一旦天威震怒，凯窃为大王忧之。且贵国每岁上书，哀求天恩释放太公，兹如愿赦回，即有此举，匪特大皇帝视大王上书非本意，即各国亦皆耻大王无父子恩。彼昏暗韩王，安能当袁之辩论与其恫吓哉？遂求计于袁。袁告金允植曰，天朝久知韩王不孝，无父即无君，恐将来必调兵至韩。前此派我送太公，即拟留为监国大臣，凯力辞，故未明降谕旨。第命李中堂谕我探王举动。此事我如直陈，即天恩高厚，不加征伐，亦必派大臣监国。即我辞，而国家人材众多，必另简贤员，恐不能如世凯一再包容，为王曲讳也。韩王大恐，使金允植再求袁计。袁密告金曰，王果改过自新，惟有仰体大皇帝与李中堂意旨，请派贤员襄理朝政，非此不明心迹，然亦实于贵国有益。金等揣知袁意，请其王函达李鸿章，称袁驻韩最久，情形熟悉，获益良多，乞李转奏派袁驻韩，俾得将伯之助。袁所谋既遂，又于金允植等口内探得韩之秘事，归报李鸿章，并编陈节略，称此系与韩王及执政诸大臣笔谈，统呈于李。此袁世凯充驻韩办事大臣之原因也。录其呈李笔谈节略，以见袁之作为云。

    与韩王笔谈札记：

    李中堂因屡接殿下遣使省问太公，并密恳代奏放还，因感大王孝思纯笃，迭为具情奏恳。兹蒙大皇帝锡类推仁，恩准赦还，全大王仁孝之名。李中堂深谋远虑，恐无知愚人从中播弄，激生事端，选使不才护送东来。名为护送，实则调和贵国家庭之变。不意抵汉（城）未经二日，即闻毒杀一人，大辟二人，俱言为治壬午乱党。闻之骇然，殊有负大皇帝厚泽、李中堂苦心，即区区亦与无光焉。凯明知不才，不能胜任，惟愿宣布皇帝大德、中堂厚意，不料如此爽然失望。询诸执政，均云非干太公，只为治乱党耳。然何以不先不后，而独于太公甫至之日，打草惊蛇耶？太公在李中堂前，自誓归国后绝不干预朝政，惟有杜门谢客，以终余年而已。如今所为，将何以安老者耶？中国当道惟愿朝鲜君臣父子各自相安，庶无东顾之忧，此俱为朝鲜计，岂为中国计耶？凯所以呶呶不休者，为大王伦常大节、君国大计起见，其实与凯何干？愿大王洞鉴此意，俾免他国非笑，后世訾议，则幸甚矣。

    与朝鲜执政大臣笔谈节略：

    金允植云，初认穆麟德，尚属明白，有向韩之心，谁知包藏祸心。今春充副使往日本，与俄公使订约，竟敢瞒同行之徐秋堂，与俄公使私结密约。继俄使来韩，自撰一约稿，密呈于王。内载有由俄派教师，教练江华等营兵，并保护韩国自主独立，韩以某地为酬等语。王云可召金允植、徐相雨、金宏集三大臣及俄使入宫，连王共五人，即可议定钤押互换。其用意在先诱王答应，然后挟王命以劫植等画押。事出仓卒，不敢不从。幸穆透于其友，为植侦知，惊骇极矣，遂邀诸大臣入宫谏王。以事关重大，万不可轻许，王亦心异之。穆知事不成，告植云，此朝鲜大利益事，国王何故犹豫？颇有怼色。植以此事太大，何不告政府转商天津？穆曰中国其如俄何？此约若成，韩之幸福无量，岂但中国不敢小视，西洋各国亦不敢轻韩。如不决，恐祸将至。许多恫吓之语。继经植等与俄使三次会谈，俄使色怒。穆又倡言韩每事皆屈于人，而独逞强于俄，殊可怪也。俄不甘休，必至兵连祸结而后已。凯告以俄听穆诡谋，以为朝鲜不娴外交，大施恐吓，即可依从。君须抱定宗旨，牢不可破，俄必以穆言不可听，转交好于韩，此离间之一法也。凯当设法诱穆到天津，求李中堂另派差委，俄方攥兵于英，断无分兵向东之力。且亦明知如此大事，果兴兵，中国必全力助韩。日本共处亚细亚卧榻之旁，岂能容人鼾睡耶？亦必并起而攻。英截其海，土耳其蹑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