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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京，问罪韩廷。韩许日赔款五十万元，并约设置守备兵二中队保护使馆。当日公使与韩廷谈判时，袁世凯多方侦探，闻日公使与韩廷议结，又得赔款，大为不平。时袁之权力尚不能直达清政府，惟鼓吹吴长庆、丁汝昌辈，羽檄奔驰，以日索赔款于韩廷报告清政府，欲施干涉手段。清政府遂令驻日东京清公使及丁汝昌出为调停，而日国决然不许。袁乃请吴曰，可先将大院君拿问。遂于八月二十六日将大院君拿交丁汝昌水师军舰，送天津交李鸿章审讯。

    “日使花房义质入王京，以焚馆逐使为言，要挟过当，议不行。义质恶声去，示决绝。朝鲜惧，介建忠留之仁川，以李裕元为全权大臣，金宏集副之，往仁川会议，卒许偿金五十万元，开杨华镇市埠，推广元山、釜山、仁川埠行程地，宿兵王京，凡八条，隐忍成约。自是长庆所部遂留镇朝鲜。”（《清史稿》卷三一三）

    清兵驻韩，加以袁世凯所带亲兵多其家乡无赖，穷困数年，自以从征属国，遂肆行暴虐，无所不为，韩国几无尺寸干净土矣。故当时各种新闻纸皆纷纷登载，而清御史张幼樵亦上疏弹劾吴长庆，清政府乃命李鸿章责吴治兵不严，令查办营中闲散人员，资遣回国。吴本端谨人，在清国军界颇负时名，既受言官及各报之笔伐，又受政府之申训，遂传集营员，极力整顿。时有参将黄仕林者，从吴军历有年数，颇著功勋。其帐下人向获一民女，颇美丽，拟献黄，为袁帐下人所夺。黄往告袁，袁置不理，黄以是衔袁。适吴集众会商，黄乘隙禀于吴曰：“所有种种不法事，皆袁所带亲兵小队为之也，我曾目睹告袁，竟置不理。”袁闻之隐忍不发，次日率队巡查，适有黄营弁入韩民宅强奸，为袁所获，遂就地正法示众，旋诣吴禀报。而袁所杀者乃黄最亲之私人，黄切齿，持手枪径往袁所。袁诣吴未归，黄愤不遇，毁其室而去。袁从者诣吴营禀报，黄亦至吴营，吴度黄来意不善，令袁暂避。黄至愤不一语，必欲得袁而甘心，虽长官亦无顾忌。嗣吴因调黄移兵他所，与袁隔绝，困始解。越数日，袁有马夫随袁出巡，怀女衣一袭，袁察觉，盘诘由来，言语支吾，即就地枭示。庆军自袁两次重惩后，纪律一振，即袁爪牙辈亦大悚惧，韩境稍安，吴大奖袁能办事云云。

    光绪九年，中法越事起，将有战争。筹备海防，本欲调吴全军回国，因日国驻韩公使馆有护卫二中队，欲与日国相持，遂调其大半回防，至金州大连湾等要害处。留千五百人驻韩，隐与日抗。然此千五百人须有统率者，吴遂向李鸿章密保袁世凯才能智略，足胜此任。李鸿章准吴所请，派袁为庆军营务处，遂有总辖三军之权。而袁世凯三字，亦遂达于李鸿章之耳中。

    “就在这一年，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向清军开火，中法战争爆发了。”“由于朝鲜形势表面缓和，李鸿章命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金州，留下庆字营的另外三营交给袁世凯统带。改派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而以袁为会办。”（《袁世凯演义》）

    吴长庆移师内渡，袁世凯遂为驻韩千五百人之首领，乃大施诡秘方略，内结好于李鸿章，以达其迁升目的。

    “自李鸿章回任北洋大臣以来，袁就动脑筋，觉得如果能够巴结上这位位尊权高的三朝元老，比在吴长庆手下当一名偏裨小将好得多。于是经常越级言事，或者在密告中说吴长庆的坏话。李鸿章的耳根子素来很软，加上袁又善于逢迎，他就开始重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与吴长庆日益疏远。”（《袁世凯演义》）

    外嗾韩人分党，使事大、独立两派自形畛域，互相倾轧。独立派首领为金玉均、朴永孝等，事大派首领为闵泳翊。袁与闵族多订密切交，闵为袁通消息，凡韩王之一动作无不报知。而韩朝野俊杰之士均以受清压制为恨，其全国人民亦以受清兵之凌驾为苦。惟昏庸之韩王犹豫不决。总之除闵族外，无不欲脱中国而自立。清法衅起，法海军攻福州、台湾，清势甚危，韩欲离中国之谋日彰，袁世凯虽运用诡谋，亦只能探韩王之秘密，奈人心何？袁见事机将败，遂密禀李鸿章，录其原禀于左：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向王前煽动，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而独立。探其本原，由法人衅起，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起衅俄人。欲乘此时机，接引强邻，称雄自主，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闵泳翊等意见稍歧。似此情形，窃虑三数月后，形迹必影。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殷忧。该国王日事嬉游，不亲朝政，复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来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后患实非浅鲜。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开后，人心渐歧，举动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卑职日夕焦思，寝兴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台、福两处告警，讹言四起，恐韩人不久必有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本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也。

    李得袁禀，即转告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