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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历史毕竟是抹不去的。汉人内心的仇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泯灭。一旦想起往事，任何一个汉人不免都会心绪难平。

    而满族皇帝也因为那一段血腥的历史而心虚不已。他们知道自己祖先的血债太深。这些血债在任何时候，都是点燃汉人反抗情绪的火种。

    所以他们急于毁灭证据。

    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开始，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就经常不分昼夜地日夜燃烧。在军机要员的严密监视之下，巨量珍贵图书在这些字纸炉中灰飞烟灭，随同消灭的是一个民族的大量记忆。

    乾隆对销毁工作的认真执着几乎达到了变态的程度。那些不法书籍，今日在我们看来，许多其实都被禁得莫名其妙，毫无道理。大部分有“反清内容”的书，今天读来，也没有多大“毒性”。可是乾隆却视如大敌。他唯恐这样的精神污染物“扩散”，污染任何一个其他人。他规定，所有有违碍的书籍，为了防止扩散，都要“封固进呈”。也就是说，发现之后，立刻密封，不得使其他人看到，迅速送往北京。

    许多官员头脑中的这根弦没有乾隆绷得紧，暂护贵州巡抚韦谦恒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这些图书数量太大，何必费人费力千里迢迢送至北京，不如在本地直接销毁。他请示皇帝说：“将原书封固，发还书局，俟奉到圣谕，即率同司道等官传集绅士焚销。”意思是说，等皇帝批复一到，就把全省官员和绅士传来，一起观看焚书，可以起到很好的现场警示教育作用。不料乾隆接到这份请示后大为光火，朱笔连批带抹，痛骂他“何不解事，糊涂至此”！“所办实属乖谬”！

    皇帝为此事专门发了一道上谕，再次强调：

    贵州等地文化不发达，百姓心思幼稚粗鲁，这些不法书籍也许不会出现私下传播的情况。至于江浙等省，人们一听到有禁书，一定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千方百计会弄来偷看，甚至私下广为传播。韦谦恒你本身是江南人，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知轻重，至于如此，看来你是一个糊涂不晓事的人，难堪大任！

    韦氏竟因此区区小事丢了官。

    皇帝因此重申：

    各省查办违禁之书，屡经传谕，令各督抚检出解京，并经朕亲行检阅，分别查销。

    乾隆朝“消灭记忆”运动，进行得十分周密和彻底，以致今天已经完全无法估量所承受的文化损失。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据近代学者推算，全国禁毁图书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十五万册。销毁版片总数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其余估计不少于一千万份明代档案，已经被销毁了。

    乾隆朝“文治”的本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化浩劫。

    修改直至销毁记忆，本来是专制统治者的专利，但乾隆以比祖先更残忍的方式来掩盖祖先的残忍，就无论如何不可原谅了。

    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专制统治者的自私和阴狠。乾隆心里十分清楚，不论工作多么细致，仅靠官员们的搜查，是不可能禁绝所有不法文字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制造空前的恐怖，使臣民们自己主动悄悄地销毁家中的不法文字。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乾隆帝蓄意制造冤案、酷案，把一些语义含混的文字打成大案，借无辜者的脑袋来恐吓天下之人，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苏人蔡嘉树指控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大逆”。

    蔡嘉树与王泷南一样，是江苏扬州的乡间无赖，原租了徐家的十几亩田地。乾隆十三年（1748年），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向蔡家提出要赎回这十几亩田地。而蔡嘉树占着不放，两家因此产生纠纷。蔡因此以徐氏祖父徐述夔刊印散发的书里有“忌讳之词”，向官府控告。

    蔡嘉树的证据是徐书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说这是“非常悖逆之词”。这显然是胡说八道，江苏布政使陶易一见案卷，也认为这“显系挟嫌倾陷”。然而，案件上报到皇帝那里，皇帝却批复道，蔡氏所说有理。皇帝说，此句乃“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此案的结局是十分严酷的：陶易拟斩立决，皇帝降旨“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后瘐死狱中。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食田兄弟等五人参与出版校对者拟斩立决，俱奉旨加恩改斩监候。徐述夔的两个曾孙及三个孙媳等，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全部家产造册入官。为他作序的毛澄杖一百，流三千里。连皇帝已故去多年的诗友沈德潜也未予放过，革去名号，扑毁碑文。

    皇帝在文字狱的制造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难以理解的偏执和完美主义。在皇帝的蓄意吹求之下，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