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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国家主权，国家对铁路的控制如何，必将影响铁路沿线经济甚至是整个国家经济及政治的发展。近代帝国主义国家为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获得了许多地方的铁路修筑权。为收回铁路主权，唐绍仪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1898年10月10日，清政府与英国的中英公司签订了《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铁路建成后，铁路的控制权被中英公司侵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关内为英人控制，关外为俄人控制。后来由于唐绍仪的坚定立场及杰出的外交活动，使得比、俄两国取得该区域的铁路修筑权无法实现，最终使关内外铁路全线接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开始了收回外资铁路自办的新阶段。

    1902年6月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很快攻陷拉萨，清朝驻藏大臣有泰令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的干预。清政府在严禁有泰签押的同时，向英国政府提出谈判的照会。此次谈判关乎中国西藏的主权，尽管英方代表采用了威逼恐吓，但唐绍仪的代表团不为所惧，据理力争。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利用坚船利炮作后盾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中获得大量权益，因此英方试图继续施压，无意退让。唐绍仪见此情况，在征得清政府同意下，宣布中止谈判，使英方的企图无法得逞。后谈判地点转移到北京，唐绍仪仍在围绕西藏主权问题决不妥协的前提下参加谈判，由于唐绍有的坚持，加上英国政局的变动，在英方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的前提下，与中国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尽管该条约仍然失去一些权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维护了西藏主权，无异于是唐绍仪最大的贡献，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值得一提还有，唐绍仪在自己任内尽力收回海关的主权。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失去海关的自主权，特别是在1863年总理衙门任命英国人赫德为海关总税务司后，西方国家利用这一便利的条件，逐步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隶属度支部，辖总税务司和各口海关，任命唐绍仪为会办大臣。唐绍仪在上任伊始，就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税务处的高级官员基本上是由外务部和户部中抽调的华员所组成，有力地阻断了总税务司与总理衙门的关系，截断了赫德的臂膀。同时为加强华员在各海关的力量，唐绍仪下令今后各关税务司应让华员发挥更大作用，并规定今后不可多用洋员，使近代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开始动摇，有力的打击了西方列强把持中国内政、外交的企图。可惜的是，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嫉妒，唐绍仪在税务处的位置并未干很久，于1907年4月该任奉天巡抚，税务处又开始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这种局面唐绍仪是无法掌控的，但唐绍仪在税务处任内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辛亥革命后，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渐渐萌生。唐绍仪在辛亥革命后思想转变之快，对于一个曾在清朝为官的封建统治者来说，是其他官僚所不能比的。这无不与他的留学经历密切相关的。七年的留学生涯使得唐绍仪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浸润，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使得他的思想得以迸发出来，从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一次南北议和就使唐绍仪的共和思想得到表露。很难想象，一个旧式官僚在一次革命中就能很快转变自己的思想，除非内心深处已具备某种思想。唐绍仪即是如此，由于早已受西方的民主思想的感染，使得他这个专制时代的旧式官僚在辛亥革命后很快就倾向共和政府——中华民国，尽管他还处在袁世凯的阵营。辛亥革命发生后，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在与南方军政府的谈判过程中处处对南方退让，使得清帝得以退位，中华民国得以建立。

    甚至，唐绍仪不仅毫无异议的接受共和政体，还在国民会议召开的具体办法方面提出设想：每省各派三名代表参加国民会议，有四分之三的省到会，即可开会。当时独立各省占近三分之二的多数，唐绍仪提出此等办法，实际上已经是在为共和政体埋伏笔。从这一点上来说，唐绍仪是中国共和政体的开创者之一，为中国的共和体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经过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对共和体制的破坏，加上阶级属性，导致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分歧越来越大，后来对孙中山的通过军阀战争完成统一来恢复共和体制失去信心。但作为受清政府官派出去的留学生，唐绍仪主要学习的是西方制造枪炮的技术，所以他没能认识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只有在民主思想为全民所接受、无军人干政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