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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税法，这不仅是唐代，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赋税制度上的一件大事情。

    从古至今，任何制度的出台都有其历史背景，两税法亦然，其实行的历史背景是：均田制的破坏、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安史之乱的后果影响、农民起义的推动。

    唐朝建立后，由于对土地兼并限制不严，贵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到玄宗时期，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从事兼并的富商大贾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空前膨胀，如632年（贞观六年），唐朝文武官员仅有642人，至735年（开元二十五年）发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时“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由于土地向各个层次的地主手里集中，朝廷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后世出土的唐代敦煌户籍残卷证明，从武则天到玄宗时期，农民受田的数额已愈来愈少。这说明从武则天以后，均田制度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

    而在安史之乱以后，贫富分化就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那个时候，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拥有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田庄。在各类田庄中，谷物生产都占主要地位。规模较大的田庄，还多有莱圃、果园、茶园、榨油、酿造、纺织等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许多官僚大地主的田庄，还修筑楼台亭阁，点缀奇花异石，所以这种地方，既是一个生产所在，同时也是供田庄主玩赏的处所。而田庄内的生产者，主要是庄客和雇农。庄客也叫做“庄户”、“客户”，或简称为“客”，他们是田庄里的主要劳动力，也就是所谓生产者。地主阶层的疯狂兼并，迫使大量均田户纷纷破产流亡，这些破产的农民，就是庄客的主要来源。田庄主对庄客的剥削，上等田每亩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额占收获量的五成以上。

    此外，庄客还得听田庄主使唤，服多种杂役，被迫进行无偿劳动。像代州李家那样，找庄客长工来做事还加付薪水的东家，本身是比较少见的，这也是李曜在庄户们心目中很是“仁厚”的缘由之一。

    另外雇佣关系在唐朝后期，也有较大发展。855年（大中九年），朝廷颁发的令文说：“如有贫穷不能存济者，欲以男女庸雇与人，贵分口食，任于行止，当立年限为约。”因此，在当时社会的各类田庄中者都有一批雇农，做为一种补充性的劳动人手存在。当然，大多数雇农所得的报酬是极为低微的，这种封建的雇佣关系跟后世相对平等的雇佣关系不同，前者有极大的强制性，雇农的处境通常都比较悲惨。即便李曜家中田庄的雇农，李曜一声令下，他们也得去铁坊帮忙，只是代州李家可算相当公道的东家，不仅发钱，还发奖励，因此那些工匠学徒才会那么轻易地被李曜调动起来，干劲十足。

    再有就是，唐代的田庄制与南北朝时期的田庄，是有明显区别的。南北朝时期田庄里的劳动者，主要是世袭性的农奴、部曲和佃客，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奴隶。而唐代田庄里的庄客和雇农，则都属契约性的，他们至少在身份上已非世袭，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较多的自由。但是唐朝的理财措施在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渐解体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趋于破产，变成流民。据李唐朝廷760年统计，国家控制的人口仅1699万多，其中纳税的仅237万多，与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数减少3593万多，纳税人数减少521万多，很显然，这就使国家的收入大幅减少，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这许多糟糕之极的情况，公元780年，杨炎上书德宗皇帝，提出实行两税法的计划，获批准后，遂开始在各地推行。

    两税法之利，前文已有所述，但是两税法也有严重弊病，最关键的一点是，它不仅没有阻止土地兼并，反而使之越发加剧。而且两税法的税额是钱，但要以实物折合上交，这给各地官吏进行贪污提供了可趁之机。再有就是，在两税法实行不久，皇帝、宰相们仍然缺钱，于是又巧立名目想法搜刮，苛捐杂税又纷纷恢复，这就等同于征收了双重的赋税徭役，百姓的负担因而变得更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