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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背离朝廷，攻打节度使田布，田布兵败自杀。于是河北三镇都同时背叛了朝廷。在这种诸镇叛乱的情况下，唐朝皇帝只好承认王廷凑为成德节度使，从此，回鹘王氏开始割据成德镇。

    835年，王庭凑去世，其子王元逵继位为成德节度使。855年，王元逵去世，其子王绍鼎继位为成德节度使。王绍鼎在位两年后去世，由于其子王景崇年幼，所以由其弟王绍懿继位。866年，王绍懿去世，传位给王绍鼎之子王景崇。王景崇之子就是王镕，882年，王景崇去世，王镕年仅10岁，继位为成德节度使。

    至于回鹘人却继承了汉姓，这个情况在唐朝十分普遍。其中很关键的两点：第一个原因是唐朝皇帝喜欢给归化胡人赐姓，由于皇帝赐姓是莫大荣耀，所以这一类的胡人家族就都改从汉姓并传之后人；第二个原因则是唐朝中后期的养子成风与朝廷对养子的法理认同。

    养子，也叫干儿、义儿、义男、养男、螟蛉等。收领养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今中外皆有，通常是为继承家业，传宗承嗣或者其他。但像唐末五代这样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大批地收认，并在社会上层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却是极为罕见。这些养子也在当时动乱的社会和王朝迭兴的历史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阳修所作《新五代史》的时候，特为此专立一传，名叫《义儿传》，充分说明其普遍性和重要性。

    这种风气的形成，在隋末唐初之时，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据史料记载，当时都于河北渔阳的燕主高开道就有“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也，号为‘义儿’，常在阁内。”逐鹿群雄之一的王世充也曾请为刘太后假子，认刘后为义母。太宗时，曾有大将张亮养假子五百人，因人告发，结果被太宗斩于市，籍没全家。武后时的索元礼权倾朝野，收薛怀义为义子。

    但是此时，养子现象其实还并不普遍。自节度使制度设置后，养子风气才在河朔地区军队中大为流行，甚至成为一种制度。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在军事上逐渐丧失了对藩镇的控制能力，遂演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养子制度也就随之在各藩镇军队中蔓延开来。譬如《旧唐书·安禄山传》里就说：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二十年，张守硅为幽州节度，拔为偏将，以骁勇闻，遂养为子。安禄山在义父的提携下，迅速发迹，进入勋贵上层，他于范阳筑雄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旧唐书·李宝臣传》里说：李宝臣，范阳城旁奚族也，故范阳将张锁高之假子，故姓张名忠志……及禄山叛，忠志循归范阳，禄山喜，录为假子，姓安，常给事帐中。《太平广记》记载：（田承嗣）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其恤养。《旧唐书·石演芬传》：石演芬，本西域胡人也，以武勇为朔方颁宁节度兵马使，兼御史大夫，李怀光养为子，累至右武峰都将。《旧唐书·王廷凑传》：王廷奏，本回鹘阿布思之种族，世隶安东都护府，曾祖曰五哥之，事李宝臣父子，王武俊养为假子。

    到了唐末，乃至其后的五代十国，假子制度更是蔚然成风，盛行于各军阀势力之间，当时的强藩悍将无不竞养假子，沙陀贵族出身而后得封晋王的李克用假子甚多，《新五代史·义儿传》序云：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勇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养子多矣，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思、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

    蜀主王建的假子亦多达百二十人，在文献中有姓名可查者四十余人。此外，歧王李茂贞、梁太祖朱温、后唐明宗嗣源等，也都有不少假子，以致梁、唐、晋、汉、周共五代而实有八姓。其中三个皇帝出身养子，也就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废帝李从珂以及后周世宗柴荣。而十国中北汉王朝传位四代，其中废帝刘继思、英武帝刘继元均为睿宗刘承钧的养子。此外再有其余者，那简直数不胜数了。

    这看起来很是不可思议，但之所以说唐朝在法理上认同养子，是因为唐律规定：养子同样拥有继承权！所以即便在正统性上略逊于嫡子、亲子，但一旦养子实力较为雄厚，取代嫡子、亲子而集成“先父”基业，却也并不会遭到天下唾骂。

    所以说唐朝的姓氏乃至姓氏继承，其实真有些混乱。也或许是因为李唐皇朝本身拥有一些胡人血脉，是以终唐一世，在中原汉人皇朝里面，对于汉胡之分算是看得比较淡的。后世有一部分网友认为纯汉族已经不存在，这个说法如果仅仅说血统，而不谈民族文化的话，其实也不无道理。当然，民族之所以是民族，恐怕还是对本民族的认同感最为重要，而这却是一个文化传承而非单纯血统传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