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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至少要从广明元年（880年）说起。这一年十一月，王重荣以河中都虞候的身份作乱，由于这个时代朝廷已经对这种事情见怪不怪，所以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认，命为留后，次年（中和元年，881年）四月便被诏命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任留后及节帅同时，就尽占盐租，所以后来大宦官田令孜作为“观军容使”却没钱养兵，就请朝廷收回两池盐利，结果引起一场大战。

    当时在明元年间，黄巢入华州，河中留后王重荣曾经请降于贼，但由于黄巢贼军勒索巨量财物，又欲在河中征兵，王重荣忍无可忍，不久即发兵相拒。时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就对手下说：“我为了不使巢贼祸害河中，忍辱负重，屈节以事贼，哪知道现在黄巢不仅要钱要粮，又要在我河中征兵，我若依旧如他所愿，今后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于是将黄巢使者全部杀之。

    王重荣抗拒黄巢，正是因其不欲将盐利供黄巢随意索取。此后王重荣与王处存结盟，扎营于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想来想去，觉得沙陀精骑战力甚强，不如联合沙陀人。于是就有了与沙陀李克用军的初次联合。

    具体情况是这样：当时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日夜担心，便跟行营都监、大宦官杨复光说：“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

    杨复光出了个主意，说道：“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亲善，彼亦有殉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指郑从谠，时河东节度使，无风个人认为此人可算能臣了）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果不其然，十二月，李克用领兵四万至河中。

    李克用的沙陀精骑战力非同等闲，他于次年正月领兵出河中，不久即打败黄巢兵将，与诸镇兵会于长安，并大战渭桥，乘胜追击，结果是“京师平，克用功第一。”

    不过李克用的沙陀兵虽为平黄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够顺利济河入关，实赖有王重荣的全力支持。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六《解县新城碑》于此有“但既逼寇仇，且当津要，车徒遝至，竟赴齐盟；戎夏骏驱，共匡京室；虑风迴于原燎，竭日费于云屯；辑睦允谐，供储克赡，栋持广厦，鼎镇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国之盗，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勋复旧都，庆延殊渥”的描述，其于王重荣兴复唐室之功不无溢美。

    但说到借道诸镇，使“戎夏骏驱，共匡京室”，及竭财赡军，“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未必不是事实。而河中两池盐利于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至于说盐利究竟有多大，竟然能做这么多事？

    简而言之，唐朝朝廷的赋税，有一半出自盐税，而河中解池、安邑两大盐池之利，足足占了唐廷赋税的六分之一！

    唐朝廷相继以李都、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兼两池榷盐使，最开始或是出于盐池武装保卫之需，后来则出于无奈。王重荣出任蒲帅并非出自朝廷意愿，但王重荣任节度使前期，仍对盐池有所建设，并因与黄巢作战及与李克用联合而间接地将盐利赡给了朝廷。

    王重荣这时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修建新城，二是“纳款帅臣”，两件事都是为了保卫盐池。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新城筑好后，王重荣竟“旋陟上台，恳辞剧务”，以致“榷盐使韦雍，检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与植将及商人等，联状同诣所居，沥恳至于垂涕”。此榷盐使与巡官不知是否仍为朝廷虚设，但他们听命于王重荣却是肯定的。所谓“恳辞剧务”云云，自然不过是姿态，王重荣仍是盐池的主宰者。

    所以说，王重荣中和年间同意结好李克用，自有其“交获利济”、保卫城池的考虑，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则是行营都监杨复光。

    杨复光是使王重荣与李克用结盟的策划者、中间人。因此，他与河中镇及王重荣关系良好。在盐利方面，他的作用或者不能与乾符中年的吴承泌相比，但他在处理河中与朝廷关系方面既然能够成功，则其在盐利的使用方面，也就必然会有所协调。虽然，此事需要以姑息和承认王重荣的权力为代价，但既能将盐利用于平定黄巢，则如果说唐廷彼时仍能通过“宦官——藩镇”而间接获取盐利，以此时唐朝朝廷之虚弱而言，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应该说已经很算是很不错了。

    然而糟糕的是，光启元年，这一平衡就被打破，这不仅是由于僖宗还朝，南衙北司的供应增加，也是由于杨复光本人的死亡。

    僖宗中和三年，杨复光卒于河中，史书记载说“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日。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闻其卒，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