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群体寻根的条件 (第2/3页)

变成了小说、诗歌、散文以及理论批评？我们不妨看一看通常顶着“寻根”标签的作家，比如贾平凹、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王安忆、莫言、乌热尔图、张承志、张炜、李锐等等。无论他们事实上是否合适这一标签，都有一共同特点：曾是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有过泛知青的下放经历。知青这个名谓，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曾离开都市和校园——这往往是文化西方最先抵达和覆盖的地方，无论是以苏俄为代表的红色西方，还是以欧美为代表的白色西方；然后来到了荒僻的乡村——这往往是本土文化悄悄积淀和藏蓄的地方，差不多是一个个现场博物馆。交通不便与资讯蔽塞，构成了对外来文化的适度屏蔽。丰富的自然生态和艰辛的生存方式，方便人们在这里触感和体认本土，方便书写者叩问人性与灵魂。这样，他们曾在西方与本土的巨大反差之下惊讶，在自然与文化的双轴坐标下摸索，陷入情感和思想的强烈震荡，其感受逐步蕴积和发酵，一遇合适的观念启导，就难免哗啦啦的一吐为快。

    他们成为“寻根”意向最为亲缘与最易操作的一群，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他们是热爱本土还是厌恶本土，这并不重要。他们受制于何种写作态度、何种审美风格、何种政治立场，也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下放”既是社会地位下移，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串联。文化苏醒成了阶级流动的结果之一——这种现象也许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课题。于是，这些下放者不会满足于“伤痕”式政治抗议，其神经最敏感的少年时代已被一种履历锁定，心里太多印象、故事、思绪以及刻骨痛感在此后的日子里挥之不去。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笔下总是会流淌出一种和泥带水翻肠倒胃的本土记忆——这大概正是观察者们常常把他们混为一谈的原因，是他们得以区别于上一代贵族作家或革命作家，更区别于下一代都市白领作家的原因。那些作家即便赞赏“寻根”（如汪曾祺，如张悦然），但履历所限，就只能另取他途。换句话说，所谓“寻根”本身有不同指向，事后也可有多种反思角度，但就其要点而言，它是全球化压强大增时的产物，体现了一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构成了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充分紧张，通常以焦灼、沉重、错杂、夸张、文化敏感、永恒关切等为精神气质特征，与众多目标较为单纯和务实的小说，包括不少杰出的历史小说（姚雪垠、二月河等）、乡村小说（赵树理、刘绍棠等）、市井小说（邓友梅、陆文夫等）等拉开了距离。

    有意思的是，很多作家与批评家对“寻根”摩拳擦掌之日，恰恰是他们对西方文学与思潮如饥似渴狼吞虎咽之时——至少我的当年观感是这样。他们在另一些场合常被指认为“先锋派”和“现代主义”，也能旁证这一点。那么这是一种奇怪的混乱和矛盾，还是一种正常的远缘基因组配？其实，本土化是全球化激发出来的，异质化是同质化的必然反应——表面上的两极趋势，实际上处于互渗互补和相克相生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全球化的成年期愈益明显。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那里，全球化首先就是西方化，特别是全球都市的西方化，全球中上层生活罔的西方化。比如一种由城区、大学、超市、快餐店、汽车潮、媒体市场、女性主义、中产阶级职场、散装英语或法语、消费主义时尚所组成的精密体制，把全世界大多精英都收编在西化狂潮之内——作家们通常也不会放过这种金光闪闪的收编机会。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作家，更容易把这一切看作“进步”与“文明”的尊荣。在这种情况下，走向民间、走向本土、走向另类的想法如何操作？在陌生人那里发现、唤醒以及启用多元文化资源，对于作家们来说是否不大容易？是否将面临体制性和生存性的障碍？

    如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