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感觉跟着什么走 (第2/3页)

身优秀事迹，像革命样板戏里那种党委书记，就是频遭隐私窥探，在起哄声中大量收入人们恋恋不舍的嫉恨。而曾经被两个多世纪以来作家们牵挂、敬重并从中发现生命之美的贫贱者，似乎已经淡出文学，即便出场也只能充当不光彩的降级生，需要向救世的某一投资商叩谢主恩。在这个时候，当有些作家在中国大地上坚持寻访最底层的人性和文明的时候，竟然有时髦的批评家们斥之为“民粹主义”，斥之为“回避现实”、“拒绝世俗”。这里的逻辑显然是：人民既然不应该被神化那就应该删除。黑压压的底层生命已经被这些批评家理所当然排除在“现实”和“世俗”之外，只有那些朱门应酬、大腕谋略、名车迎送以及由这些图景暗示的社会等级体制，才是他们心目中一个民主和人道主义时代的堂皇全景。他们连好莱坞那种矫情平民主义也不擅摆设。他们不知道大多数成功者的不凡价值，恰好是因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造福于人类多数，而不是他们幸为社会“丛林规则”的竞胜者，可以独尊于历史聚光灯下，垄断文学对生命和情感的解释。

    最后，关于个性的感觉也开始在好些作品中稀释。如果说，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在八十年代曾是勇敢的个性，那么在今天已成为诸多娱乐化作品中“贫嘴雷锋”们的共同形象，已经朝野兼容蔚为时尚，就像摇滚、麻将、时装、美容、电子宠物等等，一转眼成为追随潮流而不是坚守个性的标志。卡拉ok取代了语录歌，国标舞取代了“忠字舞”，弃学下海成了新一轮知青下乡，你不参与其中简直就是自绝于时代。市场体制确实提供了个性竞出的自由空间，但在另一方面，一切向钱看的利欲专制又截堵了个性生成的很多方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地域、民族、宗教等诸多界限的迅速铲除，也毁灭了个性生成的某些传统资源，与法西斯主义和革命造神运动的文化扫荡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更具有隐形特点和“自由”的合法性。于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坚守个性倒是一件更难而不是更易的事情了，获得感觉也是一件更难而不是更易的事情了。昆德拉曾宣称，性爱是最能展现个性的禁域。但恰恰是性爱最早在文学作品里千篇一律起来：每三五行就来一句粗痞话，每三五页就上一次床，而且每次都是用“白白的”、“圆圆的”一类套话以表心曲——这就是有些人自作惊讶的“隐私”？《上海文学》最近一篇评论还发现：恰恰是有些“个人化写作”口号下的作品，不仅文风、情节、人物上彼此相似，连开头和结尾都惊人地雷同，这到底是更个人化还是更公共化？

    我们可以抹甘油以冒充眼泪，可以闹点文字癫痫以冒充千愁百怨，但我们没法掩盖在很多方面的感觉歉收甚至绝收——除了颓废业务还算人气旺盛。颓废在这里不是贬义词。颓废可以成为大泻伪善的猛药，是人性多变的真实底线。但文学如果离开了对自然、弱者、个性的感觉，就不能不失重和失血，连颓废也会多几分夸饰叫卖的心机，成为一些寄生者扎钱的假面。

    也许，时代已经大变，我们在足以敷用的宣传品和娱乐品之外已不再需要文学，至少不再需要旧式的经典标尺。比如说我们的视野里正在不断升起高墙和大厦，而“自然”不过是一种书本上的概念，不再是我们可以呼吸和朝夕与共的家园。我们无法感觉日常生活中似乎不再重要的东西，也不必对这些东西负有感觉的义务。更进一步说，在某种现代思潮的强词之下，我们“感觉残疾”的状态也许正是新人类的标准形象。人类中心的世界观，正鼓励人们弱化对自然的珍重和敬畏，充其量只把自然当作一种开发和征服的目标。功利至上的人生观，正鼓励人们削减对弱者的关注和亲近，充其量只把弱者当作一种教训和怜悯的对象。而直线进步和普遍主义的文明史观，正强制人们对一切社会新潮表示臣服膜拜，把“时尚”与“个性”两个概念悄悄嫁接和兑换，让人们在一个又一个潮流的裹挟之下，在程程追赶“进步”和“更进步”的忙碌不堪中，对生活中诸多异类和另类的个别反倒视而不见。这就是说，文学跟着感觉走，感觉却没有信马由缰畅行天下的独立和自由，在更常见的情况下，它只是在意识形态的隐形河床里定向流淌。大而言之，它被一种有关“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所引领，在自由化资本体制与集权型官僚体制的协同推动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