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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文学中的二律背反 (第1/2页)
二律背反——这个词由康德首创,一般用来表示两个同具真理性的命题彼此对立。正题与反题针锋相对,但似乎都有颠扑不破之魔力,于是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烦恼,引起永不休止的争执和探索。 其实背反就是矛盾,矛盾并不可怕。有矛盾才有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有矛盾才证明人们的认识还大有可为。 文学创作中是否也有“二律背反”? 作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个命题当然很对。中国早有古训:“文以载道。”文学总是用来表达一定的思想,怎么少得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大家,其创作曾明显得益于他们精深的理论素养。茅盾若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学来了阶级分析法,不大可能写出《子夜》。鲁迅若不是接触了达尔文和尼采的理论,也不一定写得出《呐喊》和《野草》。理论是启发智慧磨砺思想的利器,是进入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必经之途,也是一个作家写出黄钟大吕之作的重要依托。 且慢,作者无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个命题难道就错了吗?中国也早有古训:“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文学主要是用形象思维,任何正确的概念都无法代替或囊括形象本身的丰富内涵。相反,作者的理论框框多了,倒常常造成思想束缚形象,造成概念化和图解——这是多年来很多作者的教训。在作者政治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不要提出文学家都成为理论家的苛求吧,给作者的艺术直觉留下地盘吧。曹雪芹并没有剖析封建集权社会的高深理论,不也写出了理论家所写不出的《红楼梦》?萨特是作家中的理论富翁,但他的小说是不是倒少去了很多活气和灵气? 作者须照顾多数读者的口味——这个命题的真理性显而易见。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当然应该为多数人喜闻乐见。传说古代白居易的诗能传诵于妇童之口,遍题于寺观驿站之壁。还传说柳永的词也颇能深入群众,“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代更不用说了,天安门革命诗歌不胫而走,蒋子龙的乔光朴几乎家喻户晓,这岂是钻进“象牙塔”的结果?这个传统难道不应努力继承?……我对此深以为然,所以对大多数读者可能不太关心的主题,对他们可能不太习惯的手法,常常抱着谨慎的态度。 慢点,作者无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这个命题是否就荒诞不经?少数读者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置于什么范围而言?湖南花鼓戏的观众在全国来说算不上多数。儿童文学也不能引起“大多数”青壮年的兴趣。思想艺术价值更不取决于作品读者的多寡。《红楼梦》的读者就比《七侠五义》的读者少,也肯定比香港电影《三笑》的观众少。王蒙和高晓声的作品,也不一定比通俗读物《王府怪影》更畅销。我们还是让各种风格的作品各得其所和各有地盘吧,让作者们抛掉迎合读者的顾忌,大胆表现自己的个性吧。只要是真正“曲高”,“和寡”算得上什么罪名? 作者须很讲求政治功利——这个命题曾一度是革命文学的宗旨。文学离不开政治,当代的政治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想完全超脱政治差不多只是疯人呓语。中国古代儒家提倡文学“助人伦、成教化”,舞文弄墨者必干政事。他们强调文学的实用政治功利作用,这些已成为中国文学一大传统。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中成长,历经硝烟炮火、刀光血影,创作依然与政治密切相关。鲁迅等先辈的大部分作品无异于投枪和匕首,旗帜和炸弹,为人民解放事业起到了极强的政治功利作用,其光辉不可磨灭……这些经验当然不应该被后人忽视。 且慢,作者无须太讲究政治功利——这个命题在一定条件下是否也能成立?人类的生活内容不仅仅是政治。文学没有理由一律带上强烈政治色彩。政治思想也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内容更不等于艺术形式。中央高层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正是总结了“文革”的教训,指出文学在政治功利之外还有其他作用,还有广阔的天地。中国古代道家强调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关系,着力于“纵情山水”的兴趣,“独善其身”的追求,还有对情致、气韵以及独特“妙语”的艺术探索,也成了中国文学一大传统。沈从文的《边城》,其政治作用远不及叶紫、蒋光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