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重说道德 (第2/7页)

就是历史上众多假案之一例。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不过，颁布精神大赦，取消道德戒严，广泛解放异端，让很多无辜或大体无辜的同性恋者、堕胎者、抹口红者、语多怪诞者、离婚再嫁者、非礼犯上者、斗鸡走狗者、当众响亮打嗝者或喝汤者都享受自由阳光，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不再有恶，不意味着所有的精神事故都像小肠炎，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只有物质化、技术化、医案化的解决之法。最近，已有专家在研究“道德的基因密码”，宣称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个人品德是由基因决定（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四日俄罗斯《火星》周刊），又宣称懒惰完全可以用基因药物治愈（二〇一〇年九月四日英国《每日快报》），更有专家宣称政治信仰一半以上取决于人的遗传基因（二〇一〇年《美国心理学家》杂志）。如果让上述文章中那些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瑞典人、以色列人研究下去，我们也许还能发现极权主义的单细胞，或民主主义的神经元？能发明让人一吃就忠诚的药丸，一打就勇敢的针剂，一练就慷慨的气功，一插就热情万丈的生物芯片？能发明克服华尔街贪欲之患的化学方程式？……即便这些研究不无道理，与古代术士们对血型、体液、面相、骨骼的人生解读不可同日而语，但人们仍有理由怀疑：无论科技发展到哪一步，实验室都无法冒充上帝。

    否则，制毒犯也可获一小份科技进步奖了——他们也是一伙发明家，也是一些现代术士，也在寻找快乐和幸福的秘方，只是苦于项目经费不足，技术进步不够，药物的毒副作用未获足够的控制，可卡因和k粉就过早推向了市场。

    事情是这样吗？

    三

    道德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是义与利的关系。其实，义也是利，没有那么虚玄，不过是受惠范围稍大的利。弟弟帮哥哥与邻居打架，在邻居看来是争利，在老哥看来是可歌可泣的仗义。民族冲突时的举国奋争，对国族之外是争利，在国族之内是慷慨悲歌的举义。义与利是一回事，也不是一回事，只是取决于不同的观察视角。

    一个高尚者还可能大爱无疆，爱及人类之外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整个银河星系，把小资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从另一角度看，如此大爱其实也是放大了的自利，无非是把天下万物视为人类家园，打理家园是确保主人的安乐。如果有人爱到了这种地步：主张人类都死光算了，以此阻止海王星地质结构恶化，那他肯定被视为神经病，比邪教还邪教，其高尚一文不值且不可思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其实很世俗，充满人间烟火味，不过是一种福利分配方案，一种让更多人活下去或活得好的较大方案。一个人有饭吃了，也让父母吃一口，也让儿女吃一口，就算得上一位符合最低纲领的道德义士——虽然在一个网络、飞机、比基尼、语言哲学、联合国维和警察所组成的时代，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好这一点。

    作为历史上宏伟的道德工程之一，犹太—基督教曾提交了最为普惠性的福利分配方案。“爱你的邻居！”《旧约》这样训喻。耶和华在《以赛亚书》里把“穷人”视若宠儿，一心让陌生人受到欢迎，让饥民吃饱肚子。他在同一本书里还讨厌燔祭和集会，却要求信奉者“寻求公平，解放受欺压者，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圣保罗在《哥林多书》中也强调：“世上的神，选择了最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种视天下受苦人为自家骨肉的情怀，以及相应的慈善制度，既是一种伦理，差不多也是一种政纲。这与儒家常有的圣王一体，与亚里士多德将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都甚为接近；与后来某些宗教更醉心于永恒（道教）、智慧（佛教）、成功（福音派）等等，则形成了侧重点的差别。

    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也不乏西哲的同道。《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称“王者以民为天”。《左传》称“夫民，神之主也”。而《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也明显含有关切民众的天道观。稍有区别的是，中国先贤们不语“怪力乱神”，不大习惯人格化、传奇化、神话化的赎救故事，因此最终没有走向神学。虽然也有“不愧屋漏”或“举头神明”（见《诗经》等）之类玄语，但对人们头顶上的天意、天命、天道一直语焉不详，或搁置不论。在这里，如果说西方的“天赋人权”具有神学背景，是宗教化的；中国的“奉民若天”则是玄学话语，具有半宗教、软宗教的品格。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道德核心，其“上帝”也好，“天道”也好，与“人民”均为一体两面，不过是道德的神学符号或玄学符号，是精神工程的形象标识，一种方便于流传和教化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