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民主：抒情诗与施工 (第2/4页)

策，毫无发言权与表决权。这算什么民主？或者说这种民主是否有重大设计缺陷？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半聋半瞎的民主是否也可能内善而外恶？

    涉远事务——群体如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常表现于追求现时利益最大化，对远期利益不一定顾得上，也不一定看得明白。俄国的休克疗法方案，印度的锁国经济政策，都曾是民主的一时利益近视，所谓远得不如现得，锅里有不如碗里有，只是时间长了才显现为令人遗憾的自伤疤痕。美国一九九七年拒签联合国《京都协议书》，就是以为气候灾难与生态危机还十分遥远，至少离美国还十分遥远。美国长期来鼓励高能耗生活消费，也就是以为全球能源枯竭不过是明日的滔天洪水。较之这些远事，现时的经济繁荣似乎更重要，支持社会福利的税收增长似乎更重要。但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议会以及主流民众考虑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美国了吗？——那时候的美国民意于此刻尚待初孕。考虑到美国的子孙后代了吗？——那时候的美国人在眼下更不可能到场。于是，又是一大批利益相关者缺席，接下来却无辜承担另一些人短期行为的代价，再次暴露出民主与民本并不是准确对接。正是为了抗议这一点，一些生态环境保护会议的组织者最喜欢找一些儿童来诵诗、唱歌、发表宣言、制定决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象征性的儿童参政不过是预报未来民意的存在，警示民主重近而轻远的功能偏失。

    涉专事务——民众常有利益判断盲区，就算是民意代表都高学历化了，要看懂几本财政预算书也并非易事，更遑论其他。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远见卓识者在选票上并不占有优势，特别是在一些涉及专业知识的话题上，如果不辅以知识教育与宣传的强力机制，那么民主决策就是听凭一群外行来打印象分，摸脑袋拍板，跟着感觉走。由广场民众来决定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功罪，由苏维埃代表来决定沙皇和地主的生死，由议会来决定是否修一座水坝或是否大规模开发生物能源，这样的决策并无多少理性可言，不过是独裁者瞎整的音量放大。不久前，中国一次“超女”选秀大赛引起轰动，被一些外国观察家誉为“中国民主的预演”。有意思的是，能花钱和愿花钱的投票者能否代表民众，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众，并非不成为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文艺实行“海选”式大民主，很可能降低社会审美标准，错乱甚至倒置文明的追求方向。文艺如同学术、教育、金融、法律、水利或能源的技术，有很强的专业性，虽然也要适度民主，但民主的范围和方式应有所变通。对业内很多重大事务（自娱性群众文艺活动一类除外）的机构集权似不可少——由专家委员会而不是由群众来评奖、评职称、评审项目，就是通常的做法；用对话协商而不是投票的方式来处理某些专业问题，也是必要的选项。专家诚然应尊重群众意见，应接受民众监督机制，但如果放弃对民众必要的引导和教育，人民就可能异变为“庸众”（鲁迅语），民意就不是时时值得信任。否则孔子就会不敌超女，《红楼梦》就会被变形金刚覆盖，色情和迷信网站就可能呼风唤雨为害天下。也许经历过不少痛苦经验，柏拉图一直主张“哲学家治国”，在《理想国》一书中认定民主只会带来大众腐败，带来“彻底的价值虚无”（nooneofanyvalueleft）。《论语》中的孔子强调“上智下愚”，与商鞅“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一说相近，把希望仅仅寄托于贤儒圣主。他们的精英傲慢令人反感，天真构想不无可疑，但他们承认民众弱点的态度却不失几分片面的诚实，至少在涉专事务范围内可资参考。人们在“文革”期间质疑工宣队和农宣队全面接管上层建筑，在市场化时代质疑用市场（包括部分工农兵在内的消费者）来决定一切，特别是决定人文与科学的价值选择。他们只是受制于某种时代思想风尚，不敢像古人那样把零散心得做成理论，说得那么生猛和刺耳。

    按照现代的某种标准，柏拉图和孔子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主张“精英加权制”（一人五票或十票）同样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这样私下想一想尚可，说出口就是愚蠢，就是自绝于时代——不拍民众的马屁，岂不是自己制造票箱毒药？一个公众人物的政治表态如何能这样业余和菜鸟？贵族统治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思维与言说的安全标准须随之改变。眼下无论左翼或右翼的现代领袖，无论他们是高喊“人民万岁”还是高喊“民主万岁”，其实都是挑人多的地方站，自居民众公仆的角色，确证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这当然没错。民众利益确实是不可动摇的普世价值基点，是文明政治的宗旨所系，是一切恶政和暴政终遭天怨人怒的裁判标尺。但有一些他们经常含糊其辞的话题还需要提出：

    民众利益与民众意见是不是一回事？

    民主所释放的民众意见又是不是可靠的民众意见？或者怎样才能成为可靠的民众意见？

    这是一些基础性的哲学问题，民主的施工者们无法止步绕行。

    美国前副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