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货殖有道 (第3/3页)

政金潮滚滚，县、乡两级财政却寒风习习，借钱缴税成了基层普遍现象，只是一直被各种“政绩”掩盖。这两种差距交织的结果，一方面是很多人“消费升级”，狂购奢侈品和囤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人求学、求医、求生的困难——连广东这样的富省都有相当多的市县拖欠职工工资。不管是依据哪一种统计，中国已逼近或超过贫富差距的危机临界点。

    市场能自动造就公正吗？能自动带来均富和普惠吗？

    一国之内的市场尚不可能，全球市场就更不可能。因为国家有政府调控能力，而全球没有政府，更缺乏调控手段。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只要腐败还在可控范围，只要行政权威尚未完全丧失，至少可采取下列政策缓解贫富矛盾：

    一是让农民工去城里打工。尽管都市已有严重的失业压力，尽管有些都市当局曾企图清退农民工以保市民就业，但中国的政策仍然禁止劳工市场壁垒，使都市大门一直向农民工敞开。这样，农民工尽管不能分享利润，尽管压低了城里的雇工价格从而增加了他们不能分享的利润，但毕竟有些收入——在很多乡村，农民进城务工已成主要富民手段。可以比较的是，这种劳动力自由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富国要求投资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等等，却不容许移民自由。一般来说，人家只需要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只要你的硕士和博士，绝大部分劳工都得作为“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富国的境外投资虽带来一些就业机会，但这种投资只是外移一些中低端产业，在国家政策控制之下，高酬和高利的核心产业却总是留在母土不容外人染指，劳动成本中最有油水的一瓢，还是优先母国的就业群体。

    二是国家以税收调节分配，靠财政转移支付实现以富补贫，比如直接承担贫困地区水利、交通、电力、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公共建设，甚至部分承担那里教育、行政、卫生、扶贫等方面的支出，增强中下层的消费力，以非市场手段“扩大内需”。光是前不久的农村“费改税”，中央财政就再拿出四百亿以缓减农民负担——虽然还远远堵不上一千二百亿的缺口（另一统计说缺口更大）。将来建立农村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保障，恐怕也只能由政府承担责任，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市场。可以比较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缺乏政府调控，既没有全球税，也没有财政转移支付。心诚善意的富国有时减免一些债务，或者给一点无偿援助，那已是大恩大德，令穷国感激不尽。但富国并没有扶贫的法定责任，国际“慈善”事业力度总是相当有限。正是针对这一点。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曾提出全球税概念，指出没有税收调控的自由市场缺乏公正性，无法对市场化过程中受到盘剥和侵害的弱势国家给予补偿。这位首相一句话点中了穴位，但国际商界和国际政界的大人物们都装作没听见。他们更愿意谈的是全球化和市场化，谈穷国不开放市场就永无繁荣之日，谈富国对穷国的发展做出了多少无私奉献。

    这些话对不对呢？当然也对了一部分，至少是对了一小部分。若以全球为一个利益单元，全球化和市场化无疑将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全人类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对抗这个潮流，以高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保护民族产业，常常是保护落后，保护低品质的国际“乡镇企业”。但这些话也有虚假。因为全球远远还不是、甚至永远不会是人们唯一的利益单元。各国的国界还在。各国财政还没有“合灶吃饭”和统一调度。因此，在一个心系五洲体恤万国的全球政府建立起来之前，全球化只是有选择的全球化，充其量只是投资经营的全球化，没有利益分配的全球化。光是没有全球性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没有全球性财税体制对分配的调控，这两条就暴露出全球市场的致命缺陷——它不是一国市场的简单放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和需求不足等等，将很难得到缓解。不久前，世贸组织“多哈”会议上，穷国与富国在修改规则方面分歧严重，谁也不让谁，可见全球化并不是全球爱心的别名。人们对此不必过于天真。

    在理论和实践上，中国农民确实可能搭上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快车。但同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他们也可能因为村前一条公路开通，因为对市场化和全球化身不由己的卷入，被这列快车甩得更远——失控的市场经济或缺德的官僚经济，都可能是这条公路前面的陷阱。在这里，面对国内媒体对市场化众口一词的赞颂，把丑话说在前头，把风险和困难讲足一点，可能有利于我们趋利避害，更为理性地观察经济现象。

    2002年9月

    *原为某县域经济座谈会上的发言，最初发表于2002年《当代》杂志，原题《货殖两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