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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自己对马新贻的死负有一定责任，所以在审张文祥一事上格外卖力，大有不揪出幕后黑手决不罢休之势。孙衣言也是如此。二人见张之万审案慢慢吞吞，很不上心，又不准对张文祥用刑，十分不满。

    孙、袁二人却不知道，张之万历经宦海生涯，老奸巨猾，考虑得远较他们更为周全。现在巴不得张文祥死的大有人在，因为张文祥一死，便是死无对证，一旦用刑，难保不会有人趁机从中做手脚，倘若张文祥“刑伤过重，瘐死狱中”，那可就是他主审官的责任。一向明哲保身的张之万可不敢冒这个险。对他而言，不求真相，但求不送命、不丢官，就是老天爷保佑，不枉他每天虔诚地下跪磕头一百次了。

    张之万深知此案极为棘手，审不出结果，朝廷不满意，他前程难保；审出结果，他可能自己都没命再回淮安。思来想去，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丢给新任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因此，他采取了一个“拖”字，曾国藩也在刻意拖延，他就更拖，非要拖到曾国藩来不可。

    正因为张之万拖延得太久，早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朝廷终于震怒了，连下三道谕旨，严加训斥张之万、魁玉二人。朝中大臣也纷纷上书弹劾抨击张之万，结果他和魁玉成了众矢之的。

    为了平息众怒，张之万和魁玉精心谋划后，终于拟出了一份新的报告，其中详细说明了张文祥与马新贻的“恩怨”：“张文祥，河南河阳人，以做小生意为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张文祥贩卖毡帽到宁波，结识了河南同乡罗法善，娶其女罗氏为妻，开小押店（重利盘剥的典当行）为生。咸丰十一年（1861），张文祥加入太平军，任侍王李世贤（忠王李秀成弟）的裨将。太平军败亡后，张文祥曾向清军投降，因无人作保，未被清军收纳。张文祥再回宁波，并暗中与海盗有勾结。马新贻任浙江巡抚后，捕杀了不少海盗，其中很多是张文祥的朋友，张文祥因此怀恨上了马新贻。后张文祥妻罗氏与吴炳燮通奸，两人一齐逃走。张文祥闻讯追赶，追到了罗氏，但罗氏卷带的财物却被奸夫吴炳燮带走。马新贻率兵至宁波时，张文祥拦轿告状，要求追捕吴炳燮。马新贻认为这是小事，未准审理。不久后，罗氏再次逃走，被张文祥追回后，被逼迫吞烟土自尽。后张文祥的小押店也被马新贻勒令关闭，理由是违禁私开。张文祥人财两空，迁怒于马新贻，决意报复。经再三审问，张文祥矢口不改其供，表示并无他人指使。尚属可信。”对张文祥的处置，则建议“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

    ，)这报告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反复强调张文祥行刺马新贻完全是个人行为。报告中，张文祥妻罗氏背夫潜逃确实真有其事。但报告里面有两处明显的矛盾。第一，按照报告所说，张文祥通海盗，本来跟海盗是一伙儿，可马新贻到宁波的时候，他怎么还敢去找马新贻告状呢？第二，既然张文祥的妻子罗氏被人夺走，他为什么不去杀夺妻的吴炳燮，而一定要杀不受理状子的马新贻呢？而最大的破绽就是最后一句“尚属可信”。这封报告是奏结的法律文书，人命关天，竟然用了模棱两可的“尚属可信”，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

    (人，)慈禧太后对刺马一案十分重视，不仅仅因为马新贻是她派去两江的心腹，而且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确实有伤国体，倘若不严加追查，此风一开，中外大员必心存顾忌，担心成为马新贻第二，不敢放手办事。对张之万和魁玉精心炮制的报告，慈禧太后相当不满意，对一度寄予厚望的张之万深感失望。处理的办法是，谕令曾国藩速回江宁外，另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这是慈禧太后表现出的一种强硬姿态，不仅撤换了主审大员，就连司员也全部更换，显示出朝廷要查清此案的决心。

    。)派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自然隐有安抚湘军的用意。而派刑部尚书郑敦谨同审，就隐有从旁监视的味道了。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他表面上一路游山玩水，并不着急赶到江宁，其实他内心非常关注江宁的事态发展，非常关心那个背后主使审出来没有。曾国藩抵达江宁后的第二天，张之万便急忙赶来交接案件，当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江宁这个是非之地，赶回清江浦去了。而曾国藩却并不着急审案，整天要么接客聊天，要么翻阅纪晓岚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唯一做的一件跟马新贻有关的事情，就是亲自书写了一副挽联：“范希文先天下之忧，曾无半分逸豫；来君叔为何人所贼，足令百世悲哀。”带去吊唁了马新贻一番。

    。)尽管曾国藩表面若无其事，但不少人却清楚地知道，他的处之泰然只是一种伪装，他是刻意在拖延回避刺马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