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第2/3页)

一种解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的”字加在不一样的地方含义完全不同。把“中国特色的”当作定语，它是形容词。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解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显然，这两种解读差别很大，这种说法有些人可能不赞成。比如，我们国内有一些所谓著名经济学教授就认为现代经济学就一种，哪有什么中国特色经济学、美国特色经济学、日本特色经济学？我觉得他们太自信了。经济学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例如，法国经济学和英国经济学是一样的吗？实际上，英国与法国的经济学不一样，德国和美国的也不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更是不一样。凭什么说只有一种经济学？凭什么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现代经济学并且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实际上这是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想，言外之意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是科学的经济学。我们就从来不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这种说法太绝对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本来就不一样，怎么能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标榜自己是唯一的？所以，无论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要加上“中国特色”这四个字，有一些人就不接受，认为这是胡闹。一些人认为，经济学有现成的，而且被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可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还要搞什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要能成立、理论要能成立，首先我们必须破除这些人的这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

    裴长洪教授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很多确实是来源于西方国家，尤其来源于美国。这让我又想起2012年6月习近平同志考察时所说的，对西方经济学不能照搬照抄，那样会水土不服，而且会误人子弟。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照搬照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经历过两个历史阶段的教条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虽然我们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教条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经济学，认为它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这是一种新教条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在各方面已经比较成熟，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了，确实是到了创建属于中国人的伟大理论贡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了。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得起来，就必须破除新的教条主义，否则认为经济学只有一种，就没法弄了。

    我们要看到，刚才说两种解读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也要看到它们共同的一面。无论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反正都是政治经济学，而且都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质上是有相同之处的。但是这个“的”加的地方不一样确实是有很大差别。差别在于，如果把它理解为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往往容易让我们始终在原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上考虑问题。作为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早产生于苏联斯大林时期，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为止，苏联教科书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仍然影响深远，虽然我们也有很多创新和发展，但是很多东西还没有摆对。所以需要一种新的理解，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为对象来建立一种经济学，因为这个理解与原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明确地强调了我们国家的重要性，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不再去抽象地研究一般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而是重点研究中国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的发展规律研究清楚之后，再上升到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中国搞好了社会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才有希望，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点。中国社会主义搞得好不好，不光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并最终在世界上领先了，那么它就具有了世界意义，我们要有这种意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意义在哪里？在于我们确立了对社会主义新的理解。长期以来我们在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时，大家就翻马恩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需不需要翻经典？当然需要。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特征进行了很好的理论概括。但是过去翻得太多了，只知道从书本上翻，并且总是把书上说的当成绝对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这个提法容易产生误导，以为只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运用于中国就行了。还是党中央的提法更准确：“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抱着直接运用理论于实践的思路去理解，容易产生误导。社会科学理论只能作为指导，没法直接运